第四百六十八章 大争之世，强则强，弱则亡！

王崇古反对将投机行为纳入刑名，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反对，更不是站在势要豪右的立场上，去维护那些操纵票证价格的晋商，而是基于实践的考虑。

王崇古看着陛下的脸色，低声说道：“陛下，这种消息，真真假假，历来都不算罕见，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很多时候，谣言四起，也可能是些游手好闲之徒，张嘴胡说，这口口相传，就越传越邪乎，谣言止于智者，分辨是非、断定真伪，就是需要投机者，去判断这些消息的真真假假。”

投机就是投机的真真假假。

不好追查，哪怕是制定好了律法，如何来落实，也是问题。

什么是谣言，什么是故意鼓噪，如何去界定？交易行里本身就充斥着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

在交易行里参加博弈的投机客们，不就是以为自己一定比别人聪明，能够分得清楚真假，进而获利吗？

交易行是个围城，站在外面的时候，会看的很清楚很明白，一旦入局，就会丧失理性，入局的人想要走出去，但沉没成本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如果操纵票证价格入了刑名，不仅仅是行政处罚，那谁还愿意入场？那交易行的新政就是彻底失败的。

“陛下，以这次庄家操纵驰道票证为例，这次他们在十五天的时间里，连续操纵，才闹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如果将十五天变成三个月，而后徐徐图之，一点点的吃进，一点点的吐出来，这就是臣担忧的第二个问题，如何去界定正常买卖和操纵票证。”王崇古说出了自己第二个担忧。

因为界定困难，这個罪名很容易变成箩筐罪，刑名最怕就是这种模糊定义、语焉不详，其危害就是经办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事儿都往这个罪名上靠，最后这个条文会因为过度执行，逐渐变成沉睡条款。

这在大明，不止发生过一次。

王崇古面色古怪的说道：“臣愚钝，别说去绥远修驰道，就是铡刀放在他们脖子上，估计也是该干还的干，前段时间，大明攻伐板升，照样有白氏通番，有的时候，身在交易行局中，面对那数不尽的蠢货，很难忍住不下手，就像庄稼成熟了，朝廷说不能收割，百姓怎么可能忍得住呢？”

“很具体的比喻。”朱翊钧对王崇古的话表示了赞同，他本身事农桑，看到麦子熟了，那就必须得割，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的！看着麦子烂在田里，那比杀了他还难受。

王崇古的话意思也很明确，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这得有多么强悍的意志，才能忍住不割韭菜呢？

“那刑名不行的话，王次辅以为应该如何办才好？”朱翊钧想要知道王崇古怎么填补这个空白，不制定规则是不可能，这是朝廷捣鼓出来的东西，朝廷一定要划出道道来，让人们在规则之下博弈。

王崇古言简意赅的说道：“罚钱。”

“罚钱？”朱翊钧眼前一亮，往前凑了凑身子说道：“仔细说话。”

王崇古颇为确切地说道：“五千两以下，罚没所得，并处两倍罚金；五千至一万两，罚没所得，并处三倍罚金；一万两以上，罚没所得，并处五倍罚金，数额极其巨大者，酌情重罚。”

“嗯！好！王次辅拟章来看就是。”朱翊钧最终采纳了王崇古的意见。

交易行是投机之地，要在投机之地，罚没投机所得，并且处罚金，这种行为和脱裤子放屁有什么区别，要明抢就直说，需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儿？

其内在逻辑是反贪，其根本目的是，防止官吏和商贾勾结。

官员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地位，总是能够获得比常人更多的消息，一旦官吏和商贾合起伙来，在交易行谋取暴利，这对其他人不公平的同时，违背了大明《宪纲事类》。

《宪纲事类》是专门用于规范官吏行为，一共九十五条，这就是以权谋私的典型，是朝廷反贪的重点。

这次交易行的波动，这个设有门槛的私人交易会，这几个庄家，显然有自己的信息来源，几次精准的提前收到了消息，并且利用这些消息谋取了暴利，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界定的模糊了，但凡是有官员参与其中，就是操纵票证。

处罚多倍罚金，适用于民间的势要豪右富商巨贾，《宪纲事类》适用于官吏，依照贪腐处置。

朱翊钧和王崇古深入沟通了下关于这个处罚多倍罚金之事，在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之后，朱翊钧让王崇古离开了。

“王次辅，留步，留步。”陆光祖见王崇古要回刑部，急走了两步，低声问道：“王次辅，这件事到这里是不是算结束了？”

“怎么，大理卿难不成想要让大司徒或者大司空离任不成？”王崇古眉头一皱，端起了手说道：“大理卿就不要整日里和那些科道言官在一起，大明朝廷养着他们，就是让他们挑毛病的，咱们都是做事的，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科道言官并不算是畸形产物，相反他们一直是大明朝廷极为重要的纠错力量，这些科道言官是逮谁咬谁，但做事的六部，却不能像他们那样。

“到这里结束最好不过了。”陆光祖听闻王崇古这么说，也是松了口气。

“你什么意思？”王崇古看着陆光祖眉头紧皱的问道：“大理卿的意思是，这次攻讦大司徒和大司空的风力舆论，是我掀起来的吗？”

陆光祖问王崇古是否结束了，这本身就很奇怪，整件事和他王崇古有什么关系呢？！

陆光祖的看法，不是他个人的看法，或许是整个京堂的看法，王崇古有动机这么干，王国光是晋党叛徒，清理门户是第一个动机，第二个动机则是交易行规则的制定，让规则从最开始就有利于自己。

王崇古易怒，他已经怒火攻心，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因为他发现了一件自己过去没有察觉的事儿，若不是陆光祖询问，王崇古也不会去想的问题，他的根基其实已经变了。

他恍然发现，他的根基已经从过去盘大根深的晋党，变成了官厂团造，京官还是用老眼光看人，以为他必然为了过去的恩恩怨怨，要趁机下手，折腾王国光，但王崇古自己很清楚，自己动机不足。

官厂团造，可比依托于族党更加可靠，这一发现，让王崇古变得欣喜若狂。

“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不值一提了，这次可真不是我，但已经有了处置的办法，这些科道言官就不能再咬着不放了，所以我才说到这里就结束了。”王崇古解释了一句，也没管陆光祖信不信，就转身离开，往刑部衙门去了。

在人性本恶的鸿沟里，寻找那一条善与恶的界限，是一个长期的矛盾，而且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律法条例，从来没有一成不变。

很快，王崇古就做好了《交易行条例》，补充了《宪纲事类》填补了这一块在律法上的空白，禁止操纵，禁止官商勾连在一起，官员非要充当‘消息灵通人士’，那他会面临罚没所得、降职、罢免、褫夺官身功名、流放等不同规格的惩罚，多倍处罚金，则是限制民间。

在填补了空白之后，科道

言官终于消停了下来。

朱翊钧拿到了第二期的《逍遥逸闻》。

自从林辅成在太白楼舌战群儒而不落于下风之后，松江学派算是在大明京堂站稳了脚跟！

而王谦也不再为难林辅成，很快，《逍遥逸闻》对自由的界限展开了讨论，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违背大明律，这是自由界限的第一要素，否则自由学派就成为了助纣为孽，自上而下残忍朘剥合理的鼓吹手。

就像朱翊钧作为皇帝，作为大明最顶级的肉食者，就支持绝对自由，那作为皇帝就可以明抢了，黄公子也可以当街杀林辅成了。

自由秩序，强调个体自由，绝不是无序的自由，而是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进行的。

林辅成对自由的定义非常明确：不受他人意志强迫支配。

这个定义简单明了，甚至看起来有些粗俗，但林辅成就是如此定义，因为很多时候为了让一些定义看起来高雅，过多的注释，反而让定义变得混淆，所以不如简单明了的解释清楚。

为了更加方便直观的理解，第二期的《逍遥逸闻》林辅成详细的描写了江南蓄奴之胜，有富户蓄奴多达一两千人，凡此类奴仆都立有卖身契，子孙累世不得脱籍。

在嘉靖二十六年，太仓钱氏，有乐伎与家丁私相授受，主家不满，而家丁鼓噪索要卖身契，一呼千应，各自到了各自主家门上，并逼身契。

有富户率家丁镇压，奴仆人多势众，攻破家门，举火焚屋；有富户捧契书还于家奴，家奴仍不肯放过，踏破门厅，强淫女眷；有缚主家者，以刀黥刑，在人脸上刻下羞辱的字迹等等。

这次太仓奴变之后，太仓便有了乌龙会，专事打家劫舍，操戈索契，最盛时，寨中有三千四百丁，煊赫一时。

这是一场很少有人知道的奴变，彼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倭患，对于奴变之事，少有人听闻，或者干脆混为倭患报闻朝廷。

那只有太仓这一个个例吗？

林辅成在《逍遥逸闻》里，列举了湖北麻城‘里仁会’、常州金坛‘削鼻班’、昆山嘉定‘大刀帮’，这些富有活力的民间社团，有索身契者数万余人，声势浩大，并且逐渐在形成很有凝聚力的口号。

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

林辅成用了长篇累牍的文章，详细的描写了江南奴仆的生活现状、奴仆和主家的矛盾之激烈、斗争之残，对强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批评。

“没了？”朱翊钧翻看到了最后一页，意犹未尽的说道。

江南已经发展到了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地步，反抗开始了，奴仆们用各种手段杀死了过去作威作福的主家，手段各不相同，削鼻班会把逮到的主家削掉鼻子，大刀帮把人直接剁碎，乌龙会会占据田产开仓放粮。

“这个林大师，看到了现象，找到了现象背后的问题，也说明白了原因，那么解决办法呢？这就没了？”朱翊钧放下了逍遥逸闻，气呼呼的说道。

冯保乐呵呵的说道：“用林大师自己的话说，他们哪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要是有解决之法，还在诗社做笔正？”

作为一个笔正，耍嘴皮的大师，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林大师的极限了，伤疤挑了，至于如何治好这伤，那是朝堂的事儿，真有解决之法，那就该坐到文华殿里当明公了。

“有理。”朱翊钧把《逍遥逸闻》递给了冯保说道：“给先生看看。”

“是。”

其实朝廷也已经注意到了问题，王崇古的《请均田役疏》要实现的第一步，就是普查丁口，搞清楚大明到底有多少人，才方便继续进行，而普查丁口，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势要豪右家里的隐丁，隐瞒的人口，其实就是大明实际存在的奴隶。

万历四年十二月，漕运总督吴桂芳回京，上《屯田六议》，其中第四条为：是召集流民给田，开垦无力者，官给牛种，次年还官三稔。纳役原主归认，不许告争。

不许原主告争，就是法律不支持也不承认卖身契，吴桂芳此条是为了屯田，那时候，这一条没办法实现，最终其余五条在大宁卫、全宁卫、辽东推行。

那时候大明朝廷的行政力量、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并不能支持这一条的实践，所以，大明的明公们，不是不清楚问题，而是做不到。

朱翊钧拿起了奏疏，这是礼部尚书万士和的奏疏，他写好了新的《海外番国志》，这一卷写的是蒙兀儿国，或者说印度，万士和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努力，但是关于印度的史料，实在是太少，记录最详细的还是现在的蒙兀儿国。

万士和在奏疏里讨论一类商品，棉花以及棉布。

明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瓦斯科·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抵达了印度的卡利卡特港，终于直接接触到了印度的织工，这是泰西人第一次接触印度织工，不再需要大量的中间商。

在达·伽马抵达印度之前，波斯商人用船只将棉花和棉布从印度运出，而后乘坐骆驼穿过大漠，将货物交给奥斯曼人，奥斯曼人再用船，将棉花和棉布卖到泰西各地。

棉布和丝绸完全不同，棉布是大宗商品，不是丝绸这种和黄金等价的奢侈品，这种大宗商品的贸易，会直接促进海贸和繁荣。

在万士和看来，大宗商品才有资格成为世界性商品，也唯有大宗商品才能促进海贸发展出复杂的、以大明为中心的海洋贸易网络、只有大宗商品才能维持产业的规模、只有大宗商品才能提供足够的财富组建军队，将暴力投射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在万士和看来，棉花棉布，会成为世界性商品。

而大明，在棉花和棉布这个商品上，不占据商品优势。

世界性商品，是万士和提到的一个概念，在他看来，世界性商品需要几个必要的条件，首先是大宗商品，其次是普遍使用，其三是便于保存和运输，丝绸没有这种潜力，因为它的出产有限，也不会普遍使用。

瓷器可以成为世界性的商品、棉布可以成为世界性商品，酒精也可以成为世界性商品，烟草也可以成为世界性商品，白银也是世界性商品。

世界性商品沟通地球上所有纵横交错的经济体，世界性的海洋贸易正在构建，连英格兰都在积极探索世界贸易体系，在这个构建过程中，大明要保持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不至于向下滑落到深渊，就必须要掌控更多的世界性商品的商品优势。

没有地方种植棉花，但大明拥有更加先进的棉纺工艺，无论是横向规模还是纵向规模，都要领先蒙兀儿国，才能保证棉布商品的绝对优势，让蒙兀儿国成为原料国。

而蒸汽机，就是最初的那个点燃一切的火花，它现在微不可查的闪耀着星星点点的光芒，日后必然如日中天，煌煌耀若天日。

万士和借着海外番国志蒙兀儿国卷，上奏请陛下重视世界商品和世界海贸网络。

整个世界的原有秩序正在逐渐消亡，整个世界也正在寻找新秩序，在新秩序塑造的过程中，有多少文明，在悄无声息之中消亡？西班牙殖民者蛮横的消灭

了玛雅王国，并且摧毁了一切。

中原文明没有特殊的地方，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有韧性，在两百年前，也灭亡了一次，景泰四年，泰西的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帝国攻破，罗马宣告正式灭亡，再也没有闪电般归来。

大争之世，强则强，弱则亡！

这就是万士和这个礼部尚书，站在全球视角下，上的一封政论疏，既没有主张，也没有什么政令，是万士和在他的‘番夷狼面兽心，畏威而不怀德’的基础上，对文明进程的思考。

这或许就是礼的本质——文明。

大明京师逐渐走入了深冬，煤烟引发的霾灾，让不事生产的士大夫们忍无可忍，但大明的百姓们对煤烟并没有那么多抵触。

一饮一啄，因果循环，享受了廉价的煤炭，自然要付出一些代价，大部分的京师百姓们，比较羡慕窑民和织工，无论是进了西山煤局，还是毛呢官厂，都算是生活有了着落，而官厂团造的学堂，是希望。

西直门煤市口的煤炭价格，在天气变冷之后，仍然没有改变，一斤六文。

今年的煤市口多了一种带烟囱的火炉子，一个火炉子作价三两银子，可以用五到十年，若是保存的好，会用更久，而火炉子可以使用蜂窝煤，一种掺了黄土塑形、用碾碎的煤炸制作，能够充分燃烧的燃料。

新的蜂窝煤比煤炭要便宜一些，而且即便是没有煤局出的火炉子，自己可以在家用泥巴搪一个炉子使用。

成衣店的客人，比往年要多了许多，来自北方的皮草，来自南方的棉袄，来自永定河畔的毛呢，颜色鲜艳的衣裤，都是热销品，过年了，为孩子添置一件新衣服，成了一种新的风尚。

就连巴西红木也有了自己的名字，香龙血树，因为用巴西红木染出来的衣服，都带着一股香味，因为染出的衣服鲜红而且经久不掉色，故此得名。

天下百官其实都在期盼着一出大戏，那就是大明皇帝和张居正火并！

这些怀揣着野心的家伙，盼了一年又一年，还是没有等到，但他们始终坚信，快了！

在所有人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皇帝素来如此。

作为天下至尊，在年少的时候，咬着牙蛰伏起来，就是心里再恨，表面也要尊重，积蓄力量，等到长大了，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对敢于约束自己的张居正，那必然是雷霆报复。

比如王安石和宋神宗。

宋仁宗当政四十年，有所谓的仁宗盛治，号称四海雍熙，治世清平，但北宋三冗之弊自仁宗起。

在宋仁宗登基第二十六年，皇祐元年，大宋的财政第一次出现了赤字，岁收11613万余贯，支出12034万余贯，非常支出1152万余贯，竟然短缺近1500万贯，国朝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宋仁宗没有儿子，宗室过继的宋英宗登基，发诸路卒四万六千七百人，营建永昭陵，下葬了宋仁宗，短短四年后，宋英宗一命呜呼。

宋英宗的儿子宋神宗要给自己的亲爹修陵寝，整个大宋朝廷，最后只拿出三十万贯来，诸路转运司和雇石匠四千人，草草了事。

一如隆庆皇陵只用了五十万银，有11万是第二年才结清一样，北宋也面临着财用大亏的危机，王安石这些变法派登上了舞台。

王安石的变法失败，原因很多，但宋神宗随着财用日盈，对变法不再鼎力支持，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皇帝和帝师元辅之间的战争一定会进行！

可惜让人失望的是，万历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明皇帝带着王皇后、长子朱常治，再次来到了全楚会馆，每月二十三日，是皇帝固定到全楚会馆蹭饭的日子，很多人拿这件事作为皇帝与元辅之间关系是否融洽的标准。

大明皇帝的大驾玉辂如期而至，让一些个野心家，非常失望！

皇长子朱常治很少出通和宫，两岁的朱常治已经能上蹿下跳了，说话也很清楚，朱翊钧也是第一次带着长子过来蹭饭，朱常治很喜欢熊廷弼，看着熊廷弼五大三粗的样子，非但没有害怕，反而很喜欢熊廷弼背上的宽阔。

“熊大最近的课业如何？”朱翊钧问起了熊廷弼最近的学业。

张居正认真思考了一番说道：“文武兼备，之前不让他延后考举人，他想去参军，臣打算让他去绥远。”

“绥远？他才十三岁。”朱翊钧惊讶的说道，哪怕熊廷弼长得再着急，他也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不小了，陛下十五岁就在西山带着缇骑杀贼了，李如松十四岁就跟着父亲在辽东杀虏了，陛下，民间十四岁就该大婚了，比皇家要早两年。”张居正颇为认真的说道。

“等到十六岁再去吧。”朱翊钧连连摆手说道：“那不一样，那是没办法。”

“臣遵旨。”张居正思考了一下，应了下来，熊廷弼是个可造之材，也可以让他在身边多学一些，再出去历练不迟，熊廷弼的性格太直接了，需要在张居正身边学一点圆滑。

“四川地面的清丈，今年终于有动静了。”朱翊钧说起了清丈还田，相比较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大明万历九年的清丈还田亩数为844万顷，这其中包括了四川的清丈，去年是792万顷。

罗瑶受贿三十四万银的大案落下帷幕之后，四川的清丈终于开始步入正轨。

“今年的岁收不正常，有点太多了。”张居正也收到了户部上奏的奏疏，大明今岁田赋折银为1520万银，工商税赋和官厂等，第一次超过了四成，高达1048万银。

大明田赋折银后加上工商税赋总计为2568万银。

这工商税赋，最大的部分来自于开海的关税，市舶司押送京师的白银就超过了320万银，官厂团造贡献了180万银和去年相同，其中重中之重，是皇帝领衔开海投资分红超过了220万银。

相比较去年的723万银，增长绝对值高达325万银，要知道嘉靖年间，朝廷一年岁入折银不过六百多万银，六个半先帝皇陵了。

“不奇怪啊，整个南洋，在册的田亩已经超过了170万顷，朝廷官办种植园七十四处，民园已经高达一百二十四处，总计198处。”朱翊钧对审计的明细看的很明白，增长的主力主要是关税和种植园收益。

种地和收税，果然还是当下最赚钱的两个买卖。

“一年岁入这么多，还要发国债向民间借钱，臣真的是愧对陛下。”张居正的面色要多复杂有多复杂。

皇帝向民间借贷，这是多么有损皇帝威严的恶事，但朝廷确实没钱，赚得多花的也多，光是军事支出就超过了1200万银。

“明年开春，要投入一千万银，用于开海。”朱翊钧说起了自己的打算，开海投资。

申时行觉得可以在一些项目上进行细分，在交易行募集资金，风险向下转移，但朱翊钧不打算立刻就做。

他打算加大投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