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4章 围剿依据：欧洲文物返还法

苏黎世安全屋内，时间在键盘敲击、纸张翻阅和屏幕光标的闪烁中悄然流逝。苏瑾面前的巨大显示屏，此刻被密密麻麻的法律文件、判例摘要、条约文本和复杂的条款对比图所占据。阿九的虚拟形象如同最勤勉的助手，将苏瑾需要的每一项法律依据、每一个相关判例、甚至每一位可能相关的法官或检察官的过往判决倾向，都迅速而精准地呈现在她面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凝滞的专注，只有苏瑾偶尔低声自语或向阿九发出指令时，才会打破这片寂静。

战略的框架已经搭好，名为“现场确权与多重施压”的利剑已然出鞘。但要让这把剑足够锋利，能够一击刺穿阿斯特里翁基金会精心打造的法律铠甲，就必须为其锻造出最坚韧、最无可指摘的剑锋——那便是坚实、严密、无懈可击的法律依据。这不仅仅是引用几条法律条文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构建一个从国际公约到区域指令，从多边条约到双边协定，再到具体国家国内法的完整、连贯且具有强制力的法律网络，足以在“海妖号”那个特殊的、法律管辖权可能存在模糊地带的战场上，支撑起她所策划的凌厉攻势。

苏瑾的目光首先锁定在国际法层面。这是道德和法律的制高点，是发动攻击的基石。

“阿九，调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年公约）全文，以及我国和摩纳哥的加入书、保留和声明。重点标注关于‘被盗文物’的定义、缔约国义务、特别是‘进口禁令’和‘归还’相关条款。”苏瑾的声音冷静而清晰。

屏幕一侧立刻展开了公约的详细文本，关键条款被高亮显示。

“第七条，”苏瑾逐字念出，指尖轻点屏幕，“‘本公约缔约国承担：……（b）

采取与本国立法相一致的必要措施，防止本国领土内的博物馆及类似机构获取来源于另一缔约国并于本公约在有关国家生效后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

以及，‘如要约购买一件以上述方式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两个有关国家应进行合作，以期采取适当措施予以收回并归还给合法所有者。’”

她微微颔首：“这是国际社会打击非法文物贩运的基石。摩纳哥是缔约国，我国也是。这意味着，对于公约生效后非法出口的被盗文物，摩纳哥有义务采取立法和行政措施防止其进入本国市场，并在可能时予以归还。但关键在于，‘1970年公约’原则上不溯及既往，且对‘归还’的具体程序规定较为原则性，依赖缔约国国内法执行。”

“所以，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更具体的国际法武器，特别是针对明确属于‘被盗’而非仅仅‘非法出口’的文物。”苏瑾继续说道，“阿九，调出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5年公约，又称UNIDROIT公约）。”

另一份文件展开。1995年UNIDROIT公约是专门针对文物返还的私法公约，力度更强。

“第三条，关于被盗文物的返还，”苏瑾的目光锐利起来，“‘被盗文物的拥有者应当归还该被盗物。’

并且，‘归还请求应当自请求者知道该文物的所在地及该文物拥有者的身份之时起三年内提出；但是，自被盗时起五十年内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请求。’

更重要的是，它规定‘被盗文物的拥有者在归还该文物时，有权获得公正合理的补偿，但以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该文物是被盗的，并且在获得该文物时已履行了审慎义务为限。’”

她停顿了一下，仔细审视着条款：“我们的三件青铜器，是明确记录在案的博物馆被盗物，属于典型的‘被盗文物’。根据这条，无论当前持有者是谁，原则上都应当归还。而‘公正合理补偿’的前提是持有人‘不知道且无理由知道’文物是被盗的，并且‘履行了审慎义务’。阿斯特里翁基金会作为专业机构，在获得来源如此可疑、且有国际刑警红色通报的文物时，很难证明其‘履行了审慎义务’。这是对我们极为有利的一点。摩纳哥同样是该公约缔约国。”

“但是，”苏瑾话锋一转，指出了关键难点，“UNIDROIT公约也主要依赖缔约国法院执行，且程序可能漫长。我们需要在‘海妖号’上实现的是‘即时扣押’和‘实际控制’，不能等待漫长的诉讼。所以，必须找到能够在现场赋予我们行动‘即时合法性’的更强力依据，或者至少能迫使摩纳哥当局必须立即介入的依据。”

她的目光从国际公约转向欧洲区域法。“阿九，检索欧盟层面关于文化财产返还和打击文物非法交易的相关指令和框架决定，特别是那些对成员国（及联系国，如摩纳哥）有直接或间接约束力的。”

屏幕上出现了欧盟2014/60/EU号指令（关于返还从成员国领土非法转移的文化财产）以及2019/880号条例（关于进口文物的新条例）等文件。

“欧盟指令主要是协调成员国之间的文物返还程序，对非欧盟来源的文物适用性有限，且主

要针对从欧盟成员国非法转移出去的文物。”苏瑾快速浏览后判断，“但其中体现的‘文化财产应返还原属国’的精神，以及要求成员国建立高效返还机制的原则，可以作为我们向摩纳哥当局施压的辅助论据。更重要的是，”她指向其中关于“国家珍宝”的定义和特殊保护条款，“如果我们将这三件青铜器明确界定为中国的‘国家珍宝’，那么在欧盟某些成员国的司法实践中，甚至可以突破一些常规的善意取得原则。我们需要摩纳哥方面的专家意见，来评估这个论点在当地法庭的胜算。但这不是当务之急。”

国际法和区域法提供了道义高度和基本原则，但要在摩纳哥海域的游艇上实现“现场擒获”，最终必须依靠摩纳哥本国的法律武器。苏瑾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摩纳哥国内法上。

“阿九，调取摩纳哥刑法典、刑事诉讼法、民法典中关于盗窃、窝藏、销赃、伪造文件、洗钱等罪名的具体规定。特别是关于‘对涉嫌用于犯罪的物品’的扣押、保全程序。还有摩纳哥关于执行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以及进行跨国司法协助的具体法律法规和操作指南。”

海量的摩纳哥法律文本被调取、翻译、分析。苏瑾聚精会神，如同在沙海中淘金。

“找到了。”她的目光锁定在摩纳哥刑事诉讼法第56条及相关条款，“根据摩纳哥法律，检察官在初步调查阶段，如有‘合理理由’怀疑某物品系犯罪所得或与犯罪行为有关，可以下令对该物品进行‘司法扣押’（saisie

judiciaire），以保全证据或防止其被转移、灭失。这种扣押可以是基于检察官的单独决定，无需预先获得法官批准，尤其是在情况紧急、证据可能灭失的情况下。”

“合理理由（raisonnable

indice）……”苏瑾沉吟道，“我们掌握的被盗记录、国际刑警红色通报、以及文物本身与阿斯特里翁基金会可疑交易的关联，能否构成‘合理理由’？大概率可以。但关键在于，由谁来启动、如何执行这个‘司法扣押’？通常需要摩纳哥警方的执法人员在场执行检察官的命令。我们无法在游艇上变出一个摩纳哥警察。”

她的思路快速转动：“那么，退一步，我们是否可以依据相关法律，以‘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我国政府作为文物的合法所有权主张方）的身份，在发现涉嫌赃物时，向物品所在地的执法人员（如果现场有，或者我们能迅速召来）提出‘报案’（déclaration）和‘保护性申请’（requête

en

protection），要求其立即对物品采取保护性措施，防止转移？这或许能更快地触发执法程序。”

阿九迅速检索相关判例和程序指引。“苏瑾姐，根据摩纳哥司法实践，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发现涉嫌犯罪的物品，特别是当物品处于可能被立即转移的风险中时（如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上），可以向最近的执法机关或通过紧急司法渠道报案，并提供初步证据。执法机关在初步核实后，有权限对物品进行‘就地封存’或‘控制’，直至检察官或预审法官做出进一步决定。特别是当涉及国际犯罪（如跨国文物盗窃）且有国际组织通报支持时，执法机关的行动空间和主动性会更大。”

“很好。”苏瑾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现场抓手’之一。我们需要准备好极其完备、无可辩驳的初步证据包，在发难的同时，立即通过事先建立的紧急联络渠道，提交给摩纳哥警方、海关和检察院的指定负责人，请求他们依据摩纳哥刑事诉讼法第XX条（具体条款待最终确认）以及相关国际公约义务，立即采取行动，派遣执法人员前往‘海妖号’对涉嫌赃物进行‘控制’或‘扣押’。”

但她知道，仅凭“涉嫌赃物”和“可能转移风险”这两点，在游艇上那些非富即贵的宾客和背景深厚的拍卖方（阿斯特里翁基金会）面前，可能还不够分量。对方完全可以以“所有权争议需由法院裁定”为由进行拖延，甚至反诉。她需要更重的砝码。

“阿九，重点检索摩纳哥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犯罪（LCB-FT）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其中关于‘可疑交易报告’（STR）、‘资产冻结’和‘临时措施’的规定。以及金融情报中心（SICCFIN）在接到可疑报告后的反应时限和权限。”

另一套复杂的法律体系展开。摩纳哥作为金融中心，其反洗钱法律体系相对完善。

“根据摩纳哥法律，”苏瑾快速梳理着，“任何机构或个人，如有合理理由怀疑某项交易涉及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有义务向SICCFIN报告。SICCFIN在初步审查后，如认为情况紧急、存在资产转移风险，可以立即通知检察官，由检察官下令采取临时冻结措施。而且，对于涉嫌洗钱的财产，扣押和没收的门槛和程序可能比普通刑事案件更为灵活和迅速。”

她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如果我们能现场提出有力证据，证明阿斯特里翁基金会在处理这三件文物时，涉嫌参

与洗钱活动（例如，利用高价艺术品交易掩盖非法资金流动，或为来源不明的资金提供‘合法’渠道），那么案件性质就变了。从一个可能陷入漫长所有权争议的民事/文化财产案件，升级为涉及严重金融犯罪的刑事案件。摩纳哥当局，无论是出于履行国际反洗钱义务的压力，还是维护本国金融中心声誉的考虑，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更强烈的反应。检察官下令扣押涉案物品（文物）以及相关文件、资金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而且反应速度会更快。”

“所以，我们的法律依据，必须是一个组合拳：”苏瑾总结道，语速加快，思路如泉涌。

“第一拳，国际法与国家尊严。

高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UNIDROIT公约的大旗，强调中国对被盗国宝的追索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合法权利，摩纳哥作为缔约国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这是道义制高点，能争取国际舆论和摩纳哥国内有识之士的支持。

“第二拳，摩纳哥国内刑事程序法。

依据摩纳哥刑事诉讼法关于‘涉嫌犯罪所得物品扣押’的规定，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被盗证明、红色通报、现场发现）证明三件青铜器系重大盗窃案赃物，且正处于被非法交易、即将转移（游艇驶向公海）的紧急状态，请求/要求摩纳哥执法机关立即行使职权，进行‘司法扣押’或‘保护性控制’。这是启动现场执法程序的最直接法律杠杆。

“第三拳，也是最重要的一拳，反洗钱法。

将阿斯特里翁基金会的整个交易行为，定性为涉嫌利用艺术品交易进行洗钱或隐瞒犯罪所得。提供我们掌握的、关于基金会通过复杂交易网络清洗可疑资金的间接证据链条（哪怕不完整，但足以引发‘合理怀疑’），并明确指出本次拍卖是这一链条的关键环节。依据摩纳哥反洗钱法，这不仅会触发SICCFIN和检察官的快速反应机制，更重要的是，它能将拍卖方（基金会）直接置于涉嫌刑事犯罪的被告席上，极大增加其阻挠执法的成本和风险，同时也能震慑其他参与买家，迫使他们与拍卖方切割。

“第四拳，舆论与政治压力。

准备好详细的材料包，一旦现场执法受阻或拖延，立即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公之于众。标题要尖锐：’国际洗钱网络利用摩纳哥游艇拍卖中国国宝’、’隐秘艺术基金涉罪，摩纳哥当局如何应对？’

利用国际舆论和可能的政治压力，倒逼摩纳哥当局采取果断行动，维护其司法公正和国际形象。”

苏瑾停下话语，微微喘息，大脑因为高速运转而有些发烫。她看着屏幕上被她条分缕析、层层构筑起来的法律依据网络，仿佛看到了一张精密而坚韧的罗网，正等待着“海妖号”上那些隐藏在匿名面具后的身影。

“阿九，”她吩咐道，“将以上四个层面的法律依据，分别整理成简明扼要、逻辑清晰的法律意见书和证据摘要。国际法部分，附上公约原文、缔约国名单、相关解释性文件。国内法部分，精准标注摩纳哥法律的具体条款、释义和相似判例。反洗钱指控部分，将证据链条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突出其可疑性和与基金会的关联。舆论材料包要准备好中、英、法三语版本，图文并茂，重点突出。”

“另外，”她补充道，眼神锐利，“准备一份《紧急司法协助请求函》和《涉嫌洗钱活动报告》的正式草案，预留出填写具体时间、地点、人物和补充证据的空格。一旦行动开始，我们需要在几分钟内完成填写并发送出去。联络名单也要准备好，摩纳哥警方、海关、检察院、SICCFIN、国际刑警摩纳哥中心局、我国驻摩纳哥总领馆（通过秘密渠道）、以及几个事先沟通好的国际主流媒体和艺术品犯罪调查记者的加密联系方式。”

“最后，”苏瑾的目光落在屏幕上那三件青铜器的图片上，语气变得无比坚定，“以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特派法律代表’及‘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临时联络官’的名义，准备一份正式的《关于要求摩纳哥主管机关立即扣押并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盗国宝的紧急照会》。这份照会，将是我们所有法律行动的总纲领和最后通牒。我要在‘海妖号’的拍卖大厅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宣读它。”

“明白了，苏瑾姐。所有文件正在按优先级整理生成。法律意见书预计一小时后完成初稿。紧急文书模板已准备就绪。联络名单已加密归档。”阿九的回应平稳而高效。

苏瑾靠向椅背，闭上眼睛，让过度使用的眼睛和大脑得到片刻休息。法律依据的铠甲已经锻造完毕，每一片甲叶都经过了反复的锤炼和校验。现在，只等待将它披挂上身，登上“海妖号”那个特殊的战场，去打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惊心动魄的法律之战。她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条文与证据；她的战场不是旷野，而是人心与法庭。而她要守护的，不仅仅是三件冰冷的青铜器，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失落的尊严，以及对那些隐藏在艺术光环下的罪恶的终极审判。

围剿的罗网，已然依据最坚实的法律经纬编织而成，静待收紧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