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月租房

月租房在城中村的最深处，要从主路拐进巷子，七拐八拐，经过三个垃圾桶和一家常年飘出卤味香气的鸭脖店，才能看到那栋六层小楼。楼的外墙刷着黄色的涂料，但已经褪成了土色，空调外机上挂着不知道哪一任租客留下的破床单，风一吹就飘，像投降的白旗。

房东姓钱，五十多岁，秃顶，肚子大，脖子上挂着一串钥匙，走路的时候哗啦哗啦响。他坐在一楼门口的小马扎上，面前摆着一张折叠桌，桌上放着印泥、收据本和一瓶喝了一半的绿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租房？”

我说是。

“月租五百，押一付一，水五块一吨，电一块二一度，WiFi免费。签合同，最短三个月，不满三个月押金不退。”

我站在他面前，手里攥着刚从一个厂里结来的八百块钱。那个厂我干了二十三天，每天十二个小时，最后到手八百。不是因为工资低，是因为被扣了这费那费，还有七天试用期没算。我不想再睡公园了，也不想去挤那种十二人间的宿舍——上个月在物流园宿舍，我的被子被人偷了，我盖了三天报纸。

我说：“能不能按月签？我不一定住得了三个月。”

钱房东把嘴里的茶叶吐在地上，说：“你不住够三个月，押金我就扣了。这是规矩，你打听打听，这条街都是这样。”

我签了。合同是用A4纸打印的，字很小，密密麻麻。我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一行手写的字：“退房需提前十五天通知，否则扣除全部押金。”我指着那行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钱房东说：“就是你不住了要提前跟我说，我好找下家，不然你突然走了，我房子空着，损失谁赔？”我说那押金呢？他说你提前说了就退，不说就不退。我又问那说了一定退吗？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问题？你到底租不租？”

我租了。

房间在四楼，走廊最里面那间。门是防盗门，但锁是坏的，要用钥匙往上提一下才能锁上。房间不大，六七个平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钉了两个挂钩。没有窗户，只有一个排气扇，打开以后嗡嗡响，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苍蝇。床垫是房东提供的，掀开床单，底下有几块褐色的印子，不知道是什么液体留下的。我把从厂里带出来的那条薄被子铺在上面，又把外套叠成枕头，躺下去试了试。床垫中间的弹簧塌了，人躺下去就陷进一个坑里，像睡在一只张开的嘴里。

我住了下来。

第一个月，我每天都在找工作。早上去劳务市场，下午去工业区，晚上回来把简历投到招聘网站上。跑了十几家中介，问了二十几个工厂，不是工资太低就是押金太高，要么就是一看就不靠谱——那种让你先交380块体检费的，那种合同上写着“七天内离职无工资”的，那种门口排着长队、人人手里攥着红色传单的。我都见过，都上过当，这次我不想再上了。可是不找中介，自己又找不到门路。工业区的大门都是有保安的，你走过去，保安问你找谁，你说找工作，保安说我们不招人，或者扔给你一张表，让你填了等通知，那个通知永远不会来。

我饿了三天。不是没饭吃，是不敢吃。身上的钱交了房租和押金，还剩两百块。这两百块要吃饭、坐车、应急，我不知道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能找到，能省一分是一分。那三天我每天吃一顿，一顿一个馒头、一包榨菜，馒头顶饱，榨菜有咸味，喝水就去公园的厕所接。第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肚子饿得咕咕叫，排气扇嗡嗡转，隔壁有人在

放短视频，魔性的笑声十五秒一次，十五秒一次。我想起了老张——那个睡在公园长椅上的老张，他已经两天没出现了，不知道去哪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死了。

第四天，我找到了一个活。不是中介介绍的，是劳务市场门口一辆面包车喊的：“物流园分拣，日结，一百三！”我上了车，干了十二个小时，到手一百三十块。我攥着那张五十、三张二十、两张五块，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一包最便宜的泡面、两根火腿肠、一瓶矿泉水，回到月租房，用热水壶烧了水，泡了面。那是三天以来我吃的第一顿热饭。我吃得很快，烫到了舌头，嘴唇起了个泡，但我没停下来，直到把汤都喝干了，才放下碗。

我靠着床头的墙，摸着肚子，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

那一百三十块，我用了三天。三天后我又去劳务市场，又抢到一单，又是一百三十块。就这样，一天干活，一天找工，一天省钱，循环往复，像一只被拴在磨盘上的驴，走了一圈又一圈，以为自己走了很远，其实一直都在原地。

月租房里的日子是这样过的：早上六点闹钟响，关掉，再躺五分钟，爬起来，用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厕所的水压很小，冲不干净，地上永远湿漉漉的，踩上去脚底发凉。洗脸用的是厕所的水龙头，水冰凉，抹一把脸就行。刷牙用的是同一把水龙头，牙膏是超市买的最便宜的那种，刷完嘴里一股化学味。回到房间，换衣服，背上包，锁门——那扇门要往上提一下才能锁上，我每次都要提两三次才能确认锁好了。下楼，经过钱房东的小马扎，他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在的时候也不看我，就是喝他的绿茶，吐他的茶叶。

晚上回来的时候，走廊里总能闻到各种味道。隔壁住着一对情侣，每天晚上做饭，炒菜的油烟顺着门缝飘出来，辣得呛人。他们对门住着一个在夜店上班的姑娘，每天凌晨两点回来，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咯噔咯噔，像一只啄木鸟在凿我的脑壳。走廊最头上住着一个沉默的中年男人，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话，门永远关着，偶尔能听到他咳嗽的声音，干咳，一声接一声，像一台坏了发动机的车。

有一天，那个中年男人的门开着，我路过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床上坐着他，他面前放着一碗白粥和一小碟咸菜。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窝深陷，嘴唇发紫。他看到我，没说话，把门关上了。后来我跟钱房东打听，钱房东说那个人有病，肺上的病，干不了活，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了，房租一直欠着。“我也是做好事，”钱房东说，“换成别人，早把他赶出去了。”我说他欠了多少？钱房东说：“两个月房租，一千块，还有水电费，加起来一千二左右。他说等老家寄钱来，寄了两个月了，还没寄来。”我说他家里人不管他吗？钱房东说：“谁知道呢，也许没有家里人。”

那个男人在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早晨被救护车拉走了。救护车来的时候我正好出门，看到两个担架工把他从楼上抬下来，他瘦得像一根柴火，白床单盖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出起伏。钱房东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串钥匙，哗啦哗啦地晃，跟旁边的租客说：“这可不怪我啊，他自己病的，跟我房子没关系。”

救护车走了以后，钱房东上去了那个房间，换了锁，然后贴了一张纸：“此房出租，月租五百，押一付一。”当天下午就有一个拖着编织袋的小伙子来看房，交了押金和房租，搬了进去。

我住了两个月零十天。第三个租期开始的时候，我跟钱房东说我不租了。他说好，你把房间收拾干

净，我来检查。我花了一个下午把房间打扫了，地板拖了三遍，床垫翻过来拍掉灰，排气扇的网罩拆下来洗了。钱房东来检查的时候，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最后指着墙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黑印子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看了看，那是一个蚊子被拍死在墙上留下的血迹，干了，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我说那是蚊子血。他说：“墙弄脏了，我要重新刷，这个要从押金里扣。”我说你用抹布一擦就掉了。他说：“我不管，这是规矩，你弄脏了就要赔。”

我知道他在找茬。我也知道跟他吵没有用。我说那扣多少？他说：“两百。”

我的押金是五百。他还要扣掉水电费，我最后一个月的水电费是六十二块。再加上这两百，我能拿回两百三十八。我说行，你给我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一张一百、一张五十、三张二十、一张十块、一张五块、三个钢镚，数了两遍，递给我。我接了，没数，揣进兜里。

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在床底下发现了一样东西——一个塑料的药瓶，白色的，标签已经磨得看不清了。我拧开盖子，里面还有几粒药片，小小的，白色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药，也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可能是那个生病的男人，可能是更早之前的租客。我把药瓶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把行李塞进蛇皮袋，拉上拉链，背上，走出了房间。

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有人在洗澡，水声哗哗的，混合着哼歌的声音，听不清调子。隔壁那对情侣正在吵架，女的哭，男的吼。夜店姑娘的门关着，但她的高跟鞋摆在门口，两只，一左一右，像两个站岗的士兵。那个新搬进来的小伙子的门开着，他蹲在地上，正在拆他编织袋里的东西——几件衣服，一床被子，一个搪瓷盆，一把筷子。

我路过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哥，你走了？”

我说嗯。

他说：“这里好住吗？”

我说：“凑合。”

他说：“房东人咋样？”

我说：“凑合。”

他笑了，说：“那就行，凑合就行。”

我下了楼，把钱房东那串钥匙还给他。他接过去，挂到脖子上那一大串钥匙里，哗啦一声。他说：“下次再来啊。”我说好。

走出巷子的时候，路过那个鸭脖店，卤味的香气又飘出来了。我站在店门口，闻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走到主路上，等公交车。

公交车来了，我上了车，把蛇皮袋放在脚边。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是这个城市的傍晚，路灯刚亮，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是一种暧昧的灰蓝色。路边有人在发传单，红色的，上面写着“月薪8000”。有人在等车，背着包，拖着行李箱，表情跟我当初一样。有人在打电话，笑着，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

公交车拐了个弯，那些人都消失了。

我看着窗外，脑子里想着那个中年男人，想着他面前那碗白粥，想着他的白床单，想着救护车蓝灯在晨光里的样子。想着钱房东那串钥匙，哗啦哗啦响。想着那个小伙子说“凑合就行”。想着那个蚊子血留下的小黑点，也许现在已经被新的床单盖住了。也许没有被盖住，也许下一个租客会看到它，会想着这是谁的血，然后忘了，继续过日子。

我到了站，下车，拖着蛇皮袋走进夜色里。不知道今晚住哪，但总有个地方。桥洞，公园，火车站，或者下一间月租房、日租房。都一样，都是凑合。

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