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规划未来

以过来人的眼光来看，1995年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

在九十年代初期，只要你考上了中专以上学历，你就是国家干部了，毕业后国家会将你分配到专业对口的政府机关或国企、科研单位。

无论你的工作是政府机关的干部，还是国企的工人，在学校教书的老师，档案标注统一的都是干部。

但在九十年代中期，也就是1995年之后，随着大学的扩招，考取中专和大专的门槛的降低，曾经吃香的中专和大专学历随之贬值。

加上国家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企陆续开始关停并转，下岗潮袭来，传统“统包统分”的就业模式逐渐被放弃。

这就导致1995年不仅是建国以来高等学校毕业生数量最多的一年，也是自93年开始，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进入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一年。

各地方政府实行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模式，逐步弱化行政干预，为后续完全市场化就业奠定基础。

而1995年，刚好处于包分配又不包分配的尴尬节点，这一届的户籍为奉省的本科毕业生，虽然都发了工作派遣证，但仅有百分之十的特殊专业或表现优异（有关系）的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则不包分配，江振邦就是不包分配中的一员，他可以自主择业，也可以拿着派遣证回户籍所属地，由当地政府组织二次分配。

但此时全国各地的国企、事业单位、政府等日子并不好过。

如果不是师范类专业的毕业生，当地政府也没有对口岗位安置，就算给分配了工作，岗位也比较差劲。

而那些户籍是小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因为小地方给不了他们想要的待遇，通常也不会考虑回老家工作，更倾向留在大城市寻找机会。

寒窗苦读二十几年，结果只能回农村老家教书、下基层做乡镇干部，每个月赚两百多块的工资，还要忍受经常被拖欠？

那我为什么不去大城市的私企打工，赚上千的月薪，或者自己下海干个体户放手一搏呢？

这其实也是国家实施‘双向选择’制度的根本原因，分配给毕业生的工作待遇和他们的付出不匹配，他们对国家给自己分配的岗位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

前世，刚毕业的江振邦对自己的未来也比较迷茫，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深思熟虑，九月中旬才下决心，选择留在老家走仕途这条路。

老爸江大鹰时任兴宁市林业局局长，为此找到了市长，给江振邦就此安排到了乡镇政府上班。

如今重来一次，江振邦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依旧是做官入仕。

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能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而这次，江振邦可不打算没苦硬吃，从乡镇基层开始起步了。

但具体该以什么单位为起点更好，江振邦还需要再想想。

“儿子只要想留在老家，兴宁市内的单位任他挑，什么叫我没能耐？王秀红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他在这思考未来，江大鹰却有些

恼怒妻子刚才的贬低，与其争辩起来。

王秀红不理他，对儿子道：“我听说现在好像可以通过考试做干部，要不振邦你努努力，靠自己考试进去算了，最好能直接考到中枢去，别指望你爸了，你是男孩应该去外面闯荡，见见世面。”

江大鹰冷笑：“孩子死了你来奶了，考试早完事了，下一次考试不一定还有没有呢。而且你以为光考的好、分数高就能进去？一样要找人拼关系，啥都少不了。你让振邦考到中枢去，行啊，你在中枢有人吗？咱认识哪个爹啊？”

“找人，找什么人？男人还是女人？”

王秀红生硬而迅速转移话题，质问道：“昨天你凌晨两三点才回来，又去找哪个小妈了？！”

江大鹰为之错愕，随后勃然大怒，将饭碗拍在桌上：“王秀红！一大早上的，你那个B嘴能不能别总他妈扯用不着的？！”

这对夫妻由江振邦的工作问题开始日常的争吵，姐姐江悦习以为常，继续喂儿子吃饭。

江振邦也沉默不语，脑海却不由得回想起了父亲的过往，心中百感交集。

他老爹今年48岁，可是个实实在在的狠人，17岁参军入伍，23岁以排长职务退伍归来，分配到三溪乡做武装部长，26岁当上了副乡长。

28岁时，江大鹰因一次大会上的发言声音洪亮、条理清晰，被县领导欣赏，直接跳过副书记、乡长等职位，破格当上了三溪乡党委书记。

当时纵观全海湾市，刚满28岁的江大鹰就是全市最年轻的乡党委书记，这个升官速度，比前世的江振邦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到了1982年，国家批准撤销兴宁县，设立县级市，成为省直辖，海湾市代管。

同年，35岁的江大鹰被调入兴宁市建设委员会（现住房与城乡建设局）担任副主任，次年，升为主任，负责城市规划、建筑业、建材业、房地产业、市政公用事业等行业的管理。

那真叫一个权柄赫赫，风光无限。

但江大鹰的辉煌并未持续太久，权力是最好的春要，顺风顺水的仕途让他极度膨胀，江湖习气越来越重。

而且江大鹰不是那种欺软怕硬的人，他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的低的他一视同仁。

有次仗着自己有理，他还敢和上级领导拍桌子吵架，此后圈内人送外号“江大胆”。

最要命的是江大鹰的色胆也很大，白天，他是人前显赫的江主任，晚上就成了KTV里呼朋引伴的老板，身边的小三换了一个又一个，经济问题非常严重，生活作风上极其放肆。

但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这种事也是司空见惯了，大家都这么玩，还会被称之为“锐意进取”“改革先锋”，只要做的不是天怒人怨，只要你能让领导满意，也没人去管你。

关键转折点在江大鹰38岁那年，当初赏识江大鹰的那位领导因病垂危，被迫离岗，他这个“前朝旧臣”立刻遭到了处理，江大鹰被权力核心的建委调离，扔到计划生育、统计、农业等得罪人或含权量较低的部门当副职。

江大鹰坐了多年的冷板凳，性格也收敛不少。

等到1992年，兴宁市换不少新领导，其中有一位副书记兼代市长叫刘学义，恰好他也是个退伍军人。江大鹰这才借着这层‘战友’关系，勉强搭上了线。

93年政府换届，刘学义摘掉了市长前的代字，也没忘记自己的老战友，江大鹰由此被调到林业局当局长，虽然含权量与当初的建委没法比，但多年过去，江大鹰好歹重新当上了一把手。

“我自己呢？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像老妈说的那样通过考试考到中枢去？”

江振邦理清了脑海中关于父亲的记忆，也开始思索自己的入仕平台该如何选择。

前世他这个大学生被分配到乡镇政府，纯粹是父亲的建议，因为江大鹰就是从最贫困的乡干上来的，所以产生了乡镇锻炼人，机会多，提拔快的错觉。

等江振邦进入体制内，用自己的十年青春搞明白了平台的重要性，心中不知骂了多少次；这个老登眼光过时了，只会坑儿子。

在体制内工作，选择什么样一个平台做起点排在首位，比自身能力还重要，基本奠定了你未来一生的发展。

如果脑袋上没有过硬的天线，从乡镇政府一个科员起步，那就是最差的选择，不仅收入低、晋升空间受限、工作强度大，更积累不到什么好的人脉和资源，未来能混成正科干部，到县里担任局长就算烧了高香。

像前世江振邦能爬到兴宁市常委、副市长的职位，一是靠九十年代大学生身份的加持，另一方面是靠家庭托举，但如果换一个更高的平台起步，发展的一定会更好。

理论上来讲，平台越高，未来的发展也就越高。

考到中枢一步登天当然是最好的，江振邦这个重生者也可以用先知先觉的能力，参与到顶层设计。

93年，总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条推动了“干部”向“公务员”的转变和公务员制度的完善。

94年8月，中枢机关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招录名额490人，这意味着公务员的录用，正在逐渐从传统的毕业生包当干部，转变为考试录用。

但江振邦仔细回想，发现在95年，中枢好像没再招考！

所以他想进中枢工作一步登天的愿望，大概是要落空了。

不过江振邦还记得，在今年的九、十月份的时候，奉省紧跟中枢政策，也开展了一场公务员考试。

参加公务员考试，考到省里？

江振邦感觉难度也不小，因为这个年代，公务员“逢进必考”的政策还没完全落地，就像父亲江大鹰说的那样，人为操作的空间非常大！

就算公平竞争，他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考进去。

不如先留在兴宁市工作，这里的情况自己更熟悉，他这个正科子女在兴宁市内也算个小官二代，能混的开。

但进哪个单位，担任什么职务才能做出快速成绩，又对自身的发展有最大化的帮助，这就需要江振邦仔细研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