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八十二章 历史的晨昏线

芭芭拉与韩易最终并没有进入莎士比亚书店。周末店内堆满了顾客，从窗外向内看去，里面的购书者连转个身都难，二人自然也就打消了去凑热闹的念头。

而且，在纽约的阿尔戈西，韩易已经买了不少珍奇图书，对于莎士比亚书店这样的地方，暂时没有什么探索的欲望。

于是，芭芭拉领着韩易在书店前左转，进入了一条僻静的小巷。这里是拉丁区的边缘，坐落于此的，是一片名叫勒内-维维亚尼广场社区公园，据芭芭拉介绍，这里的长椅，是欣赏巴黎圣母院全景的最佳观景位。而广场南侧，则是一座看上去不算特别破旧，但相较于巴黎城内的其他地标来说，过于简朴的教堂。

这个教堂，有个跟它的外貌很是相符的名字：穷人圣朱利安教堂。

虽然史学界对这座教堂究竟奉献给哪位朱利安还有争论，但教堂自我标榜的精神身份，和巴黎民间几个世纪以来的传说，都无可辩驳地指向了最著名的那一位朱利安——款待者朱利安。

款待者朱利安的传说，在中世纪通过《黄金传说》等作品广为流传，是一个关于罪与赎的经典故事，充满了戏剧性的悲欢离合和深刻的神学象征。传说的核心，是一个类似于俄狄浦斯的预言。朱利安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在他出生当晚，一个预言显示，他有朝一日将杀死自己的父母。朱利安对这个想法感到万分惊恐，为了避免命运的实现，他秘密地逃离了家园，远走他乡。后来的他功成名就，娶了一位富有的妻子。

但无论他如何逃避，悲剧还是在多年后降临了。朱利安年迈的父母一直在寻找他们失散的儿子，最终找到了他的城堡。当时朱利安正在外面打猎，他善良的妻子热情地接待了公婆，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只是出于好客的精神，将自己的床让给了这两位疲惫的旅行者休息。

此时，魔鬼介入了。魔鬼找到朱利安，欺骗他，让他相信他的妻子不忠，正和一个情人躺在他的床上私通。在嫉妒与盛怒的驱使下，朱利安冲回家中，拔出剑，在没有看清的情况下，杀死了床上睡着的两个人。就在他以为自己完成了复仇时，他遇到了刚从教堂晨祷回来的妻子。

在这一刻，朱利安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预言成真了，他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朱利安极度悲痛，发誓要用余生进行忏悔，为自己的罪行赎罪。他的好妻子非但没有抛弃他，反而鼓励他信靠上帝，并选择与他一同踏上忏悔之路。

他们夫妇二人放弃了所有财富，来到一条水流湍急，经常有人溺亡的危险大河旁。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收容所，照顾穷人和病人。

此外，朱利安还承担起渡船人的角色，免费将旅行者，包括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朝圣者，渡过这条河。

传说的高潮，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朱利安听到河对岸有微弱的呼救声，他不顾风暴，划船过去，发现了一个快要冻死的麻风病人。

在那个时代，麻风病人是被社会彻底遗弃的不洁者。但朱利安却将他带回小屋，给他食物，为他取暖。眼看麻风病人即将死去，朱利安更是做出了最终极的慈善行为。

他将这个最卑贱者，安置在了他自己的床上。

在那一刻，麻风病人显露了真身——他即是耶稣基督。

他宣布，朱利安的忏悔已被上帝接受，罪孽已然得到宽恕。

基于这个广为流传的传说，朱利安的主保范围清晰地建立起来。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旅行者、渡船人、旅店老板和招待者的主保圣人。他的庇护范围还延伸到马戏团表演者、小丑、杂耍者和流浪音乐家，因为他们在中世纪同样是四处流浪的旅行者。

而穷人圣朱利安教堂，从公元六世纪建立伊始，便是以款待和收容为原始使命的。主要是为当时前来巴黎的旅行者，和失去房屋的穷人提供庇护。而教堂本身谦逊到有些寒酸的外表，也与圣朱利安的精神不谋而合。

如果将视角缩放得更宏大一些，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说，穷人圣朱利安教堂，和它建成后的命运，就是中世纪巴黎发展变迁的缩影。公元六世纪，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斯一世在战胜西哥特人后，将巴黎定为他的政治中心，建立了墨洛温王朝。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巴黎经历了相当繁荣的阶段，后来即位的诸王在巴黎及其郊区建造了宏伟的巴西利卡，并且还有余力调动资源为穷人建设收容所，这无疑证明了当时法兰克王国的强大财力。

然而，这种繁荣是短暂的，随着墨洛温王朝的懒王们失去实权，宫相家族，即丕平家族，最终在751年夺取了王位，建立了加洛林王朝。

对于巴黎来说，这是一个衰落的开始。加洛林王朝——尤其是其最著名的统治者查理曼大帝——的权力中心在地理上向东转移，更靠近其家族领地，定都于亚琛和梅斯等地。当政治权力中心转移时，巴黎的经济繁荣程度也随之下降。而到了九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已经无法在西法兰克有效维持秩序，中央权力的真空，加上帝国的分裂，使得巴黎暴露在入侵者的刀锋下。

845年，维京人首次率领舰队洗劫了巴黎，当时的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仓皇组织起的防御不堪一击。查理国王最终被迫支付了7000法兰克里弗尔的金银作为赎金，才使维京人撤退。而到了885年，维京人对巴黎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围困。正是在这次围困中，位于左岸，暴露在城墙之外的穷人圣朱利安教堂，被诺曼人摧毁。

换句话说，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初次毁灭，就是早期巴黎倾颓之象最直接也最典型的象征。

下一个转折点，出现在987年。当加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在987年去世时，法兰克贵族们做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他们选举了当时强大的巴黎伯爵于格-卡佩作为他们的新国王。从于-卡佩于987年登上王位开始，巴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巴黎城市发展的幼年期结束了，一个作为王国首都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卡佩王朝的国王们开始系统性地将他们的封地巴黎打造成王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之都。这一时期的巴黎经历了爆炸性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正是在这一轮城市复兴和扩张的大背景下，穷人圣朱利安教堂在1160年至1170年间，于其被维京人摧毁的原址上进行了重建。它的重建，与1163年巴黎圣母院的奠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共同拉开了巴黎中世纪盛期建设热潮的序幕。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主要服务对象，也从囊中羞涩的旅行者，和生活困苦的本地居民，变成了成千上万涌入左岸，迫切需要住宿、食物和医疗照护的年轻学子。

值得注意的是，穷人圣朱利安教堂之所以规模相较于巴黎的其他教堂如此之小，装饰如此简朴，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按照规划正式完工过。芭芭拉与韩易此刻看到的最终建成尺寸，比原计划要小得多。而这个从未成为现实的未来，其实也是与巴黎的历史息息相关的。

圣朱利安教堂在12世纪的重建，恰逢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为慈善革命的社会运动。以前主要由修道院垄断的慈善事业，现在越来越多地由富裕的平信徒资助和建立。到13世纪，医院已成为最受欢迎的慈善遗赠接受者之一。在那个时候的巴黎，右岸的商人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这与传统基督教道德发生了冲突，后者对营利和高利贷持怀疑甚至谴责的态度。

这种以利润为导向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与传统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催生了一种神学焦虑。

如何化解这种焦虑？通过慈善。

大量金钱流向了类似于主宫医院这样的专业化医院，穷人圣朱利安教堂，自然也就被人扫到了无人问津的角落里。

这就是韩易所说的，在巴黎，历史是空气，是脚下的路。他们正在做的，不是参观历史，而是穿行于历史之中。

谁能想到，这样一处不起眼的古迹，就承载了整座城市从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到步入中世纪盛期，再到逐渐向文艺复兴接近的全部记忆呢？

它的建成、焚毁、重建、衰落，都是巴黎这座城市宏大命运的同步律动，是镌刻在石墙上的荣辱兴衰。

韩易与芭芭拉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与它擦肩而过。

但这，恰恰就是巴黎的迷人之处，或者说，每一座像它这样的古城，皆是如此。

它们真正的宝藏，从不陈列在聚光灯下，而是散落在你不经意间走过的每一条小巷。

你脚下的每一块砖，都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墓志铭。

在这里，最深刻的历史总是伪装成最平凡的日常，等待与你不期而遇。

可能你需要无数次回眸，才能注意到它的存在。

但当你注意到时，那将会是命运为你准备的，最丰盛的礼物。

而接下来的这段路程里，两人遇到的礼物，还有很多。

比如他们经过穷人圣朱利安教堂之后，向西走过整条圣塞味利街，看见的圣米歇尔广场。

它坐落在拉丁区地理意义上的西北边陲，代表着拉丁区最嘈杂，也最商业化的一面。

仿佛刚从一条寂静的历史密道中钻出，甫一踏入圣米歇尔广场，韩易与芭芭拉瞬间就被声浪和光影交织而成的幻梦所吞没。

阳光并不炽烈，却慷慨地驱散了空气中的寒意，将整个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舞台。

这里是巴黎第五区的心跳所在，与刚才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僻静截然相反，这里是流动的，沸腾的。

车流、人潮、鸽群，在广场上交汇、盘旋、再散开。书店、小酒馆、快餐店和纪念品商店鳞次栉比，闪烁的招牌与古老的建筑立面毫不突兀地并存。无数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拉丁区永恒的主人——三五成群，背着帆布包，高声谈论着刚结束的展览或即将到来的考试，在驻足拍照的游客间穿行。

而所有这些流动的喧嚣，所有这些世俗的活力，似乎都在广场尽头那面巨大的墙壁前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焦点。

那是整个圣米歇尔广场的核心，于1860年修建的圣米歇尔喷泉。

它不像罗马的喷泉那样居于广场中央，而是更像一座镶嵌在建筑山墙上的凯旋门。冬日的阳光恰好越过屋顶，精准地照

亮了喷泉顶端的青铜雕像。大天使米迦勒高举利剑，金色的翅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威严地踩踏着垂死的恶龙。他的脚下，红白两色大理石雕刻的怪兽正奋力喷吐着水柱。水流在略显寒冷的空气中穿过一片氤氲的薄雾，随后重重砸入下方的池子，激起千万点鎏金般的水花，与大天使的冷峻光芒交相辉映。

如果说穷人圣朱利安教堂是那条1790年法国大革命分界线之前，那个封建神权时代古老巴黎的缩影。那么圣米歇尔广场，就是大革命之后，一个半世纪以来王权与民权，帝国与共和，秩序与反抗不断拉锯撕扯所孕育的产物。

与拉丁区的其他地标相比，圣米歇尔广场、圣米歇尔喷泉，以及将巴黎左岸从中间贯穿的圣米歇尔大道，足以算得上年轻。它们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塞纳省高官奥斯曼男爵，在19世纪中叶对巴黎大刀阔斧进行改造的产物。

这个计划，表面上是为了改善卫生，疏通交通，让城市更加现代化，但背后其实隐藏着更深刻的政治和军事考量。

自中世纪以来，拉丁区一直是巴黎的大脑，同时也是巴黎的火药桶。这里挤满了思想活跃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贫困的工匠。其狭窄曲折如同迷宫一般的中世纪小巷，是历次革命，特别是从1789年到1830年，再到1848年中，人民对抗军队，修筑街垒的完美战场。

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要做的，就是用这条宏大而笔直的现代大道，将这片危险的区域一分为二。它粗暴地穿过了拉丁区的古老肌理，将这片原本紧密相连，极易凝聚起反抗力量的社区硬生生切开。宽阔的林荫大道，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让军队，特别是街垒的天敌炮兵部队能够迅速部署，以镇压任何潜在的起义。

而圣米歇尔广场及其喷泉，即是这条切割线最华丽的终点，和最激昂的宣言。它是一件绝妙的政治艺术品，其宏大的主题，大天使米迦勒战胜恶魔，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帝国的秩序，战胜了革命的混乱。

这是一种与穷人圣朱利安教堂截然不同的历史，那座古老的教堂见证的是信仰、谦卑和社会变迁的自然侵蚀。而这座喷泉，则是权力意志的人工产物，是国家机器对城市空间的强行重塑。

讽刺的是，历史总有自己的轨迹。奥斯曼的大道虽然切开了古老的拉丁区，却也为学生们提供了新的聚集空间。圣米歇尔广场和大道，在建成后的一个世纪里，反而成为了学生运动和抗议示威的新中心，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

但政府就是政府，权力就是权力，不管它的表现形式是帝国还是共和国。1968年5月10日至11日的街垒之夜后，戴高乐主义的法国下了最后一步棋，他们通过了《1968年高等教育导向法案》，将巴黎大学拆分成了13所新的自治大学，极大削弱了拉丁区知识群体的凝聚力。

长达八百年的“袍与城”之争，到达了它的高潮与最终章。自此之后，知识与权力的冲突，不再是萦绕在巴黎上空不断回响的主旋律。它随着浸出的鲜血一起，渗入了圣米歇尔大道的石砖里，随后又被现代化的柏油路面完全覆盖。

时至今日，巴黎的左岸，以及拉丁区的核心部分巴黎第五区，早已不再是学生宿舍。高度士绅化的该区生活成本高昂，其作为学生主要生活和工作空间的实际功能已被掏空，与此同时，其作为知识中心的品牌形象却被积极地用于营销，以吸引那些被知识阶级波西米亚历史所吸引的游客和居民。

一条圣米歇尔大道，成为了历史的晨昏线。它不仅分割了巴黎的地理，也分割了巴黎的时间。大道右侧，是业已蒙尘的过去，而大道左侧，则是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存在主义同时占据的现在。

圣米歇尔广场，属于年轻学子、街头艺人和游客的沸腾声浪，在他们身后迅速消退了。但并非是他们面前的街道变得空旷了起来，恰恰相反，这里依旧人来人往，但氛围的音调与质感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里的空气仿佛被过滤了。

那种属于拉丁区的，略带焦灼的青春活力与商业化的嘈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沉稳、精致，甚至带有些许矜持的低沉嗡鸣。

人群的密度依旧不小，但构成已经截然不同。

那些背着帆布包，步履匆匆的学子身影，以及举着自拍杆四处张望的游客，像是被一道无形的滤网留在了圣米歇尔大道的那头。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芭芭拉口中的，真正的Germanopratins，圣日耳曼德佩人。

精心打扮在这里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准则，但这种精心又与别处不同。它不是暴发户式的过犹不及，而是一种看似毫不费力的雅致。男士们身上是剪裁精良的羊毛大衣，内搭的喀什米尔毛衣领口露得恰到好处。女士们则用简约的黑色外套，搭配一条色彩高级的丝巾，手中拎着的手袋，其皮革的光泽在冬日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润。

韩易注意到，这些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表情。那不是圣米歇尔广场上年轻人那种外放的热情或躁动，而是一种混合了阶级优越感与生活满足感的，恰到好处的漠然。他们彼此交谈时声音很低，在露天咖啡馆的座位上翻阅报纸，牵着的宠物狗都仿佛修剪得比别处的同类更加一丝不苟。

他们不是在造访这条街道，他们就是这条街道。

与人群变化同步的，是大道两旁的商店景观。

拉丁区那些以波西米亚风格为卖点的平价店铺，在这里悄然隐退至幕后。圣日耳曼大道两侧的橱窗，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宣言。

高端精品店取代了旧书店，门面变成了低调的深色大理石或黄铜，玻璃擦得一尘不染。橱窗里没有堆砌的商品，往往只在精心设计的灯光下，孤傲地展示着一件当季新品或一件艺术品般的珠宝。它们不像是商店，更像是一个个需要邀请函才能进入的私人沙龙。

画廊则取代了小酒馆。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墙上悬挂的巨幅抽象画作，或是造型奇特的现代雕塑。里面的光线是博物馆级别的，安静得仿佛能听到灰尘落下的声音。

就连空气中的气味都变了，街角快餐店的油脂香和华夫饼的甜腻气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级香水、崭新皮革和昂贵咖啡混合在一起的，一种属于财富的繁复味道。

但圣日耳曼德佩并非总是如此，与拉丁区一样，它也有一个从墨洛温王朝起始的故事。但跟它的邻居不同，圣日耳曼德佩并没有成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它也从来不是知识分子青睐的居所。Saint-Germain-des-Prés，之所以后缀有“des-Prés”这个词，正是因为它最初的原型，是巴黎城墙之外的牧场和开阔田野，是那些操着拉丁语的异国学者绝不会涉足的地方。

543年，墨洛温王朝国王希尔德贝尔一世下令在这里建造了一座修道院，用于安放圣物。576年，备受尊敬的主教，巴黎城未来的主保圣人圣日耳曼被安葬于此，修道院因此得名圣日耳曼德佩。它的声望和影响力迅速扩大，成为一个重要的皇家赞助和朝圣之地。

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圣日耳曼德佩，就是与拉丁区的“袍”对立的那座“城”。

修道院在历史上屡遭劫难，包括9世纪维京人的入侵和破坏，但也经历了辉煌的重建。法国文艺复兴之后与大革命之前的所谓前现代化时期，恰逢巴黎的城市中心西移。1682年，路易十四将宫廷迁往凡尔赛，贵族们纷纷效仿国王，离开玛莱区，迁往位于城市西部的新宫廷附近地区。

圣日耳曼德佩区，这个当时的“城外之郊”，一夜之间成为了黄金地段。原因无他，它正处在巴黎老城与凡尔赛宫廷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法国最顶级的贵族们需要一个既能远离城市喧嚣，又能方便他们随时前往凡尔赛朝觐国王的地方。

于是，他们开始竞相抛弃在玛莱区那些虽然华丽但已显局促的旧府邸，在这片开阔的牧场上，兴建起一座又一座宏伟的宅邸。这些建筑不再是中世纪那种临街的堡垒，而是一种更注重私密性的全新建筑形制——Htel

Particulier，私人公馆。它们隐藏在高墙之后，拥有广阔的私家花园和幽深的庭院。

在短短一个世纪里，圣日耳曼德佩区或者说当时更流行的称谓，法布圣日耳曼区，成为了旧制度顶层权力和极致奢华的象征。

然后，1789年的风暴来临了。

法国大革命对该地区的清零，是决定性的。

修道院被解散，其广袤的土地被收归国有。而那些贵族们呢？他们要么逃往国外，成为了流亡者，要么在恐怖统治期间登上了断头台。

他们的私人公馆，这些旧制度的巢穴，同样被没收。

于是，一场巴黎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清仓大甩卖开始了。圣日耳曼德佩区，这个旧贵族的领地，连同修道院释放出的巨量土地，被一同抛向了市场。

谁是买家？

是当时的新贵，是那些在拿破仑战争中迅速崛起的新晋将军，是在督政府和大革命期间通过投机倒把和供应军队而暴富的银行家与实业家。

他们买下的不仅仅是石头、土地和花园。他们买下的是一个身份，一段故事，一种合法性。

旧制度的血统消失了，但旧制度的品味和地址却被这些新主人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那些小心翼翼归来的旧贵族残余，与这些财力雄厚的新贵族们，共同重塑了这里。

从此，圣日耳曼德佩区巩固了它作为巴黎最保守、最排外，也最昂贵的老钱大本营的形象。它成为了正统派的堡垒，与杜伊勒里宫和爱丽舍宫的政治喧嚣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傲的距离。

而拥有如此血统的一片土地，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的法国黄金年代，成为存在主义的摇篮，以及巴黎乃至全世界的知识、文化和艺术生活的绝对中心，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惊奇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天大的悖论，不是吗？

一个最保守正统的地方，怎么会成为宣扬“存在先于本质”，质疑一切的激进思想的摇篮？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回答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存在

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它不是一套像康德或黑格尔那样，为你搭建好的，精密繁复的形而上学。

恰恰相反，它是一场哲学上的大火，一场在二战的废墟上，由纳粹的铁蹄、集中营的恐怖和原子弹的蘑菇云所点燃的大火。

这场大火烧毁了之前一切约定俗成的本质——上帝、国家、道德、家、阶级……所有那些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为你规定好“你是谁”，或者“你该做些什么”的宏大叙事。

当这一切都被烧成灰烬，人被赤裸裸地抛回到了存在本身。

这就是萨特那句著名论断的核心：“存在先于本质”。

你不是首先作为“贵族”、“工人”、“基督徒”或“好人”而存在的。你首先是存在，你只是在这里。然后，你必须，也只能，通过你的选择和行动，去创造和定义你自己的“本质”。

这是一种令人眩晕的自由，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责任。

你被判处了自由，你必须独自面对存在的荒谬、他人的目光，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与恶心。

那么，为什么是圣日耳曼德佩？为什么这种沉重、焦虑、甚至带着毁灭气息的思想，会诞生在巴黎最优雅最富足的客厅和咖啡馆里？

答案，就在于那个阶级最不稀缺，而其他人最渴望拥有的东西：闲暇。

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无需为生计所迫的，绝对的“存在性自由”。

无论是18世纪的旧贵族，还是19世纪的金融新贵，这个阶级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需要通过一份工作来定义自己。

一个面包师的“本质”是烘焙，一个律师的“本质”是辩护。他们的生活被一个明确的社会功能和经济需求所填满，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

但一个圣日耳曼德佩的老钱呢？

他不必工作。他的存在是既定的，是被继承的财富所确保的。当一个人从生存的枷锁中被彻底解放出来时，一个巨大的黑洞——虚无——便会立即出现。

“既然我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活着，那我为什么还要活着？”

这就是那个贵族阶级和老钱阶级所面对的，独属于他们的存在主义危机。

当然，在二战之前，他们有自己的答案。他们用一套复杂精致的“本质”来填补这个虚无：

譬如礼仪，用繁琐的社交规则来证明自己的优越。譬如品味，用对艺术、时装和美食的鉴赏来构建身份。又譬如荣誉，用一套往往是虚伪的道德准则来标榜血统。

他们用这些东西，在自己周围建立起高墙，假装那个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可怕问题不存在。

然后，战争来了。

1940年的沦陷，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它无情地戳穿了法国，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一切幻觉。

那些旧贵族的荣誉和血统，在纳粹的占领和维希的合作面前，成了一个笑话。那些银行家的财富，在绝对的暴力和物资短缺面前，也显得毫无意义。

圣日耳曼德佩的老钱们，和拉丁区的穷学生们，在这一刻，突然平等了。他们共同目睹了所有本质的崩塌。

就在这个精神的真空中，存在主义登场了。

萨特、波伏娃、加缪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圣日耳曼德佩的闲暇。他们不需要像工人一样进厂，他们可以整天泡在咖啡馆里。

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成为了他们新的私人公馆。

“这里就是圣日耳曼德佩的圣三一了。”

站在圣日耳曼大道与雷恩路的大十字路口，迎着阳光前行的芭芭拉停下脚步，舒适地微微眯起眼睛，向韩易介绍道。

“圣三一？”韩易不得其解。

“我们面前的这个双叟咖啡馆……”芭芭拉抬抬下巴，“波伏娃、萨特、海明威经常光顾的地方，加缪和毕加索只要在巴黎，也会出现在这里。”

双叟咖啡馆牢牢占据了最显眼的那个转角，它有着巴黎咖啡馆标志性的深绿色遮阳棚，在冬日下午的阳光下显得厚重而沉静。双叟之名名副其实。就在遮阳棚下方，入口两侧的高处，两尊穿着清代服饰的中国商贾形象的木雕，正不动声色地俯瞰着脚下这条川流不息的大道，见证着近一个半世纪的过往烟云。

美好时代前后，法国对中华文化和美学传统的热衷，可见一斑。

“怎么哪儿都有海明威。”韩易调侃道，“他要是活在当代，那应该是YouTube上相当受欢迎的一个旅游博主。”

“我觉得也是。”芭芭拉粲然一笑，“更远一点，那家墙壁上全是花朵的咖啡店，就是花神咖啡馆。”

“这个我知道，在Instagram上面刷到不知道多少次了。”

“是的，同样是波伏娃、萨特和巴黎其他知识精英的聚会场所，花神的名气就比双叟要大一些，社交媒体上的曝光量也更高……由此可见，外表真的很重要。”

花神咖啡馆就在双叟咖啡馆的后一条街，同样占据着一个黄金街角。它和双叟咖啡馆共享着相似的基因：经典的深绿色遮阳棚、紧凑的圆形小桌，以及被玻璃围挡起来的露台。但正如芭芭拉所言，哪怕是在冬天，这家咖啡馆也名副其实地繁花似锦。

它的整个二层外墙，都被一层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茂密常青藤所覆盖，形成了一道厚实的绿色帷幕。露台的栏杆上、遮阳棚的边缘，也都缠绕着精心布置的冬青枝条，将整个建筑包裹在一种生机勃勃的氛围中，与周围光秃秃的树枝形成了鲜明对比。

它的露台同样座无虚席，在加热器的烘烤下热气腾腾。但这里的氛围，比双叟咖啡馆要现代得多，数字化得多。

好几桌明显是Instagram网红的客人正举着手机，精心调整着角度，试图将面前的咖啡拉花和背景里“Café

de

Flore”的金色字母完美地框进同一个画面里。

“可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你在Instagram上面有四百万粉丝，而我只有四十个的原因。”

“别耍嘴皮子。”芭芭拉扶住韩易的手臂，逆时针一转，让他面向圣日耳曼大道这一侧，“街对面，就是圣三一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了，也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部分，力普啤酒馆。”

“啤酒馆。”韩易细细咀嚼着“Brasserie”这个词，它是法语国家的专属。

“没错，它跟花神和双叟有本质性的区别。后面两家，是知识精英们聚会闲谈的地方，而力普啤酒馆，是权力的食堂。”

“Woo。”韩易挑挑眉毛，“我很喜欢这个描述，权力的食堂。”

力普啤酒馆坐落在圣日耳曼大道的另一侧，与那两家咖啡馆隔街相望，散发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气场。

力普的门面是深色的桃花心木，擦得锃亮的黄铜扶手在冬日阳光下反射着冷硬的光。它的遮阳棚是稳重的暗红色，上面用复古的金色字体写着“Brasserie

Lipp”。

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向内看去，里面不是拥挤的圆形小桌，而是铺着雪白桌布的餐位，以及沿着墙壁一直向内蔓延，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深红色真皮长沙发。

门口的角落里，正有两名穿着制服的中年侍者在短暂地抽烟休息。

他们身上是及踝的雪白围裙，系得一丝不苟。里面是笔挺的白衬衫、黑马甲和黑色领结。他们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皮鞋亮得可以当镜子用。他们交谈时声音压得很低，目光偶尔扫过街上的行人，带着一种巴黎服务业特有的，训练有素的矜持与审视。

“因为它确实就是。”芭芭拉点点头，“法国的议会大楼就在旁边不远，所以这里是政治家、高级记者、出版商和银行家相约一起吃午餐和晚餐最适宜的去处。”

“所以，哲学家们在街对面讨论‘存在’的虚无，而政治家们在街这边，就着啤酒和牛排，决定这个国家的‘本质’。”韩易想了想，“假定他们供应的还是法国菜。”

“是法国菜，融合了阿尔萨斯风格的传统法餐，所以菜单里还能找到一些德国菜，比如酸菜和香肠之类的。”芭芭拉解释道，“力普的创始人就来自阿尔萨斯，所以这里的招牌菜，永远是Choucroute，阿尔萨斯酸菜配猪肉香肠，和Pied

de

Porc，就是法国口味的炖猪蹄。”

“哪一道是你最喜欢的菜？”

“比起德国菜，我还是更喜欢这里做的传统法餐，比如说法兰克牛排。特别是配上他们特制的红葱头酱汁和炸得金黄酥脆的薯条。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完美的罪恶快感，既朴实又满足。”

“不过我喜欢这里，主要还不是因为食物，而是它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

“它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调调……”芭芭拉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就是那种随意闲适，但却又很优雅的用餐氛围。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用餐的时候，旁边就坐着两个法国男人。他们一看就是那种老派的巴黎精英，大鼻梁，高背头，穿着无可挑剔的西装。”

“他们操着非常优雅的腔调聊了一整席，我当时法语还没那么好，但光听那个韵律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吃完饭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点了杯黑咖啡，然后不疾不徐地喝完。”

“我以为他们要走了，结果，坐在沙发那侧的男人，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沓厚厚的合同，就在那雪白的桌布上，二人当场签了字。然后握手，离开，全程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

“说真的，那一幕简直太符合我对巴黎的定义了。工作与生活、美食与权力，所有界限都在一杯咖啡和一份合同里模糊掉了，既严肃又松弛。这就是圣日耳曼德佩。”

“听上去很有吸引力的样子。”韩易显然被勾起了兴趣，“请告诉我，我们是要去那里吃晚饭的。”

“都到这里了，那肯定是去力普吃晚饭啦。”芭芭拉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不过现在还早，我们可以赶在晚餐开席，排队高峰期之前去。”

“现在，我们再多走两条街，就在这里不远的地方，是整个巴黎在我心目中最适合居住的街区。”

“想在这里买房的话，那边，就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