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旧时代的回响——梁启明的电话

时间：2007年11月20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四十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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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是在翻阅一份煤炭行业研报时接到这通电话的。

办公室很安静。窗外是深圳十一月惯常的灰霾天，能见度不足两公里，京基100的工地塔吊隐在雾中，只露出顶端那盏红色的警示灯，一明一灭，像困在云层里的航标。

桌上的座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0755，深圳本地号码，尾号四个8。

这个尾号他认得。七年前，第一次见梁启明那天，梁的名片上也印着这个尾号。当时他刚从上海到深圳，老陆的推荐信还焐在衬衫内袋里，站在电子科技大厦楼下仰望玻璃幕墙，觉得这座城市的太阳都比上海烈三分。

七年了。

他接起电话。

“陈默。”

那头没有寒暄，没有“最近怎么样”，没有铺垫。只是直接叫他的名字，声音很低，像从很深的地方捞起来。

但陈默还是听出来了。

“梁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还叫我梁总。”梁启明笑了一声，很轻，像自嘲，“启明资本都没了。”

陈默没有接话。

他放下研报，把椅子转向窗户的方向。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深南大道上的车流缓慢蠕动，尾灯连成一条暗红色的河。

“我看了你们三季度的持仓报告。”梁启明说，“仓位压到15%以下。全行业就你们一家。”

“是。”

“6124清仓。够狠。”

“不是清仓，是减仓。”陈默说，“留了3%的观察仓。”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

“你还是老样子。”梁启明说，声音里有一丝说不清的情绪，不是讽刺，也不是佩服，更像是一种疲惫的确认，“做事情永远留余地。当年在我那儿也是，不该掺和的绝不掺和，不该碰的绝不伸手。我以为你是胆小，后来发现不是胆小，是——”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找一个合适的词。

“是你能忍住。”

陈默没有回答。

窗外的灰霾似乎更重了些。对面写字楼的轮廓已经模糊，只剩下格子间里亮着的灯光，一团一团，像漂浮在雾海里的萤火。

“陈默。”梁启明又开口，这次声音里多了一丝别的东西，像是斟酌了很久才下定的决心，“市场跌了这么多了。沪指从6124到现在，不到一个月，跌了快一千个点。中石油从48块跌到35，券商股腰斩的有的是。”

“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手里全是现金吧？”梁启明顿了顿，“该进场了。”

陈默握着话筒，没有说话。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梁启明继续说，语速比平时快了些，“你觉得我是旧时代的残党，玩庄股出身，操盘手法上不得台面。但陈默，这个市场从来没有新旧之分，只有赚和亏。

现在遍地都是带血的筹码，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贪婪——这是你自己说过的话。”

“是我说的。”

“那为什么不动？”

陈默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办公桌左侧那个相框上。

相框里是沈清如抱着陈曦的照片，摄于11月3日，女儿出生第二十八天。沈清如穿着月嫂推荐的那件米色哺乳家居服，头发随意挽在脑后，低头看着怀里的婴儿，嘴角有浅浅的笑意。陈曦裹着白色襁褓，脸侧向母亲胸口，睡得很沉。

这张照片是他亲手拍的。当时沈清如说，别拍，我还没恢复，丑。他说，不丑。

相框旁边压着一页A4纸，是上周沈清如从月子中心发来的手写传真，字迹潦草但清晰：

“美股CDO风险溢价升至2003年以来最高，欧洲三家银行暂停旗下结构化产品赎回。香港恒生指数一周跌1300点。不是孤立事件。”

“——清如，2007.11.15”

陈默收回目光。

“梁总。”他说，“您刚才说，现在遍地是带血的筹码。”

“没错。”

“那您的筹码呢？”

电话那头骤然安静。

安静了很久。

久到陈默以为电话已经断线。

然后梁启明开口了，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

“加了点杠杆。”

陈默没有追问“加了多少”，没有问“什么品种”，没有问“券商还是信托”。他只是听着。

“本想着做完最后一波就收手。”梁启明说，声音里的疲惫再也藏不住了，“股改那两年太顺了，顺得我以为自己真的老了。去年上半年，一个项目做下来赚的钱顶以前三年。今年初，几个老朋友找上门，说再不趁牛市把以前亏的窟窿补上，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他顿了顿。

“我想也是。这辈子，总该有个像样的收成吧。”

陈默握着话筒，窗外的灰霾渐渐染上暮色。

“结果呢？”他问。

梁启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说：“陈默，我这边有个项目。上市公司是做实业的，老板我认识二十年，这一轮跌下来股价腰斩，但基本面没坏。我们联手做一波反弹，他出市值管理需求，我出资金渠道和人脉，你出研究和市场影响力。三个月，30%收益，年底排名能拉回来。”

他没有问“做不做”。

他只是说完，然后等待。

陈默看着窗外。暮色已经完全沉下来了，对面写字楼的灯光显得更亮，深南大道的车河也更密集。晚高峰了，无数人正在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向地铁站、公交站、停车场，涌向那些亮着暖黄色灯光的家。

他想起1997年第一次在深圳见到梁启明。

那时他刚下渡轮，行李箱轮子在上海的旧弄堂里磨坏了一只，拖起来嘎吱嘎吱响。他站在电子科技大厦楼下，仰头看着37层的玻璃幕墙，阳光太烈，晃得他睁不开眼。

梁启明从大堂里走出来，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身后跟着两个拎公文包的年轻人。他经过陈默身边时扫了一眼——不是看人，是看那只坏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

就那一眼。

然后他脚步没停，径直走向门口那辆黑色的奔驰。

后来老陆打电话来说，启明的人事部通知你下周面试。陈默问，为什么是他们主动联系我？老陆说，梁启明记住了你的行李箱。

那时陈默不懂。

后来他懂了。

梁启明记住的不是行李箱，是那只破旧行李箱上绑着的一本《证券分析》。

他在上海见过太多带着这本书闯

深圳的年轻人。有些留下了，有些走了，有些赚到了钱，有些赔光了本钱。但梁启明从不让任何人看出来他记得谁。

那是旧时代的生存法则：不暴底牌，不表露情绪，不承认任何可能成为软肋的连接。

七年后的今天，梁启明给他打这通电话。

陈默开口了。

“梁总，我不能做。”

电话那头没有立刻回应。只有很轻的呼吸声。

“理由。”梁启明说。

“我没有抄底的勇气。”陈默说。

他顿了顿。

“只有等待的耐心。”

沉默。

然后是梁启明的笑声。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一种奇怪的、卸下重担般的笑。

“你还是这样。”他说，“七年前我请你做联合坐庄，你说个人能力与风格不符。三年前股改找你合作，你提三条原则，一票否决权、操作独立性、信息防火墙。今天市场跌成这样，你手里握着全行业最高的现金比例，你还是说不能做。”

“陈默，你知不知道，你这种人——在圈子里有多招人恨？”

陈默没有说话。

“可是。”梁启明停顿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长得像是把七年的岁月都斟进了这几秒的空白里，“招人恨，也招人敬。”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叹息。

“我年轻时候也像你这样。”梁启明说，“1993年，我还在君安做研究员，发现一只股票明显低估，写了几十页报告，跑去跟老板说应该重仓买入。老板问我，你和上市公司有什么关系？我说没有。老板又问，你能发动多少资金跟盘？我说不知道。老板说，那你凭什么认为价格会涨？”

“我说，因为它便宜。”

梁启明顿了顿。

“老板笑了，把报告还给我，说，小梁，这个市场不缺便宜货，缺的是能让便宜货变贵的人。”

陈默握着话筒，没有说话。

窗外已经完全黑了。深南大道的路灯连成一条金色的线，向西延伸，看不见尽头。

“后来我不再做研究员了。”梁启明说，“我开始学怎么做那个‘让便宜货变贵的人’。学怎么和上市公司沟通，怎么协调各路资金，怎么在合适的时候释放合适的消息。学得很快，做得也很好。1996到2000年，启明资本是深圳私募圈跑得最快的团队之一。”

“那几年我觉得老板是对的。这个市场确实不缺便宜货，缺的是操盘手。”

他停顿了一下。

“可是陈默，你知道吗——这几年我有时候会梦见1993年那个写了四十页报告、跑去跟老板说‘因为它便宜’的年轻人。”

“梦里他问我，梁总，那四十页报告，您还留着吗？”

陈默没有问“留着吗”。

他只是听着。

“我找不到了。”梁启明说，“搬了太多次办公室，丢过两次仓库，电脑换了七八台。那些纸早就不知道散到哪里去了。”

“但我还记得最后一行写的是什么。”

他顿了顿。

“‘本报告建议买入区间为6.5元至7.2元，目标价12元，持有周期12至18个月。’”

“那只股票后来涨到19块。1994年熊市又跌回4块。但1993年我写报告的时候，6块8，就是它应有的价值。”

电话那头沉默了。

然后梁启明说：“陈默，我今天找你来，不是非要拉你上船。我知道你不会来。”

“那你为什么打这通电话？”陈默问。

梁启明没有回答。

窗外，平安金融中心的塔吊亮起了夜航警示灯。一明一灭。一明一灭。

“我儿子今年大三。”梁启明忽然说，“在清华读经管。上个月回来跟我吃饭，问我以后想不想让他进这行。”

“你怎么说？”

“我说，不要进。”梁启明笑了一声，“你爸在这个行业做了十五年，做过研究员，做过操盘手，做过私募老板，赚过很多钱，也赔过很多钱。十五年下来，不知道该怎么教你。”

陈默没有说话。

“他问我，那爸爸，你后悔吗？”

“我说，不后悔。”

“他问，为什么？”

梁启明停顿了很长的时间。

“我说，因为这个行业虽然有很多不值得尊敬的赢家，但也有很多值得尊敬的输家。”

电话那头传来很轻的、像是椅子挪动的声音。

“陈默。”梁启明说，声音忽然变得很平静，像是一个人终于做了某个拖了很久的决定，“启明资本的清算报告，下周应该能出来了。”

陈默握着话筒的手指微微收紧。

“债权人会议开完了，还有两个项目的退出路径正在走流程。顺利的话，年底前能把员工工资和客户本金兑付完。不顺利的话，可能要到春节后。”

他没有说“不顺利会怎样”。陈默也没有问。

“清算组建议我申请个人破产。”梁启明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他们说，这样可以把债务和法律责任切割干净。律师也建议这么做。”

“你打算吗？”

梁启明没有回答。

他只是说：“你知道吗，陈默，我这辈子做过很多项目，有些做得漂亮，有些做得勉强。最漂亮的那个，不是赚得最多的，是1997年和你合作的那个。”

陈默愣了一下。

1997年。那是他刚到启明资本第一年。

“那次你去东北调研一家化工企业，回来写了一份报告，说这家公司存货周转异常，关联交易规模超过披露上限，建议公司不要参与他们的再融资项目。”

梁启明说：“我没采纳你的建议。项目还是做了，后来那家公司出了问题，我们亏了三千多万。”

“我以为你会记恨我。”梁启明说，“那时候你只是个新人，刚入行，第一次做项目调研，提了风险建议被老板否决。换做别人，要么辞职，要么以后再也不提不同意见。”

“你没有。你还是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后来那个化工项目的复盘会，你当着所有合伙人的面，一字一句念完了你那份《存货周转异常分析》。”

梁启明顿了一下。

“我那时候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我留不住。”

窗外，平安金融中心的塔吊警示灯还在明灭。

陈默想起1997年那场复盘会。会议室在电子科技大厦29层，落地窗外是深圳湾，天气很好，能看见对岸香港元朗的山。

他念了二十分钟报告，全程没有人打断。念完后梁

启明说，散会。

没有表扬，没有批评，没有任何评价。

他一直以为那是梁启明对他的否定。

“那三千万亏得值。”梁启明说，“它让我知道，这个行业有两种人：一种是把市场当赌场的人，一种是把市场当考场的人。”

“我做了十五年赌徒。你从一开始就是考生。”

陈默没有说话。

窗外起了风，把灰霾吹散了一些。远处香港方向的灯火隐约浮现，像水墨画里淡墨点出的远山轮廓。

“梁总。”陈默说，“七年前我从启明辞职那天，你看了我那份庄股崩盘的研究笔记，说了一句‘你走吧，这份东西我收下’。”

“我记得。”

“我当时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梁启明没有说话。

“现在知道了。”陈默说，“你是告诉我，你认可这份报告的价值，只是你已经不可能按这份报告的原则来做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久到陈默以为电话已经断了。

然后梁启明说：

“陈默，谢谢。”

这是他第一次对陈默说谢谢。

也是最后一次。

“保重。”梁启明说。

电话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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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握着话筒，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他没有开灯。办公室只有显示屏的微光和窗外透进来的城市灯火。深南大道的车流声隐隐约约传上来，像海浪拍打堤岸，恒久而绵长。

他想起1997年第一次见梁启明时，那只坏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

他想起2000年离开启明资本那天，梁启明翻阅他那份《庄股末日：模式、成因与警示》时，手指停在某一页，久久没有翻动。

他想起2005年股改合作时，梁启明签下那份包含“一票否决权”“操作独立性”“信息防火墙”的合**议时，脸上那复杂的表情——一半是“这小子还是这么难缠”，另一半，他当时没读懂。

现在他读懂了。

那表情叫如释重负。

陈默放下话筒，把椅子转回办公桌前。

显示屏的待机画面上，上证指数收盘于5214点。相比开盘时又跌了0.8%。交易室早已空无一人，只有风控终端还在自动运行夜间数据备份。

他打开抽屉，取出那本1992年老陆送的笔记本。

翻到最新一页，他用钢笔写下：

“2007.11.20，晴转霾，下午3:47接梁启明电话。”

“启明资本将进入清算程序。梁本人考虑个人破产。”

“他说1997年东北化工项目亏的三千万，让他看清了两类人的分野。他说他是赌徒，我是考生。”

“我从未这样定义过自己。也许所有定义都是后来者的追认，身在局中时，只是觉得该做的事就要做，不该做的事就不能做。”

“梁问我为什么不动。我说没有抄底的勇气，只有等待的耐心。这是实话。经过6124、5000、4800，耐心已不是策略，是性格。”

“但我没告诉他另一句实话——”

陈默的笔尖停在这里。

窗外的城市灯火在他身后铺展，一扇窗就是一户人家。有刚下班的白领在地铁口排队等车，有主妇在厨房里忙碌晚饭，有孩子在灯下写作业。他们不知道，在深南大道37层的这扇窗后面，有一个人正在经历一场旧时代的葬礼。

他继续写道：

“我没告诉他——我不进场，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我答应过一个人，以后只赚‘睡得着的钱’。”

“1999年6月30日，我在上海外滩渡口对自己许下这个承诺。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承诺意味着什么。”

“现在知道了。”

“意味着要接受自己永远成不了最有钱的那批人。意味着要在所有人冲向出口时独自走进球场，在所有人冲进球场时独自走向出口。意味着要在6124点被嘲笑为胆小鬼，在4800点被质疑为踏空者，在未来的某个底部被恭维为先知——而你知道自己既不是胆小鬼也不是先知，你只是做了你的体系让你做的事。”

“意味着梁启明打电话给我求合作时，你只能拒绝，然后听完他讲完所有想讲的话。”

“然后说，保重。”

他合上笔记本。

窗外，平安金融中心的塔吊还在运转。红色的警示灯在夜空中一明一灭，一明一灭。

陈默看着那盏灯，想起1993年第一次读格雷厄姆时抄在扉页上的一句话：

“投资不是在别人的游戏中打败别人，而是在自己的游戏中控制自己。”

十五年过去了。

那个在亭子间里抄书、画K线、用纸笔计算收益率的年轻人，大概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在深圳最核心的金融区，在6124点的历史坐标上卖出最后一批股票，在4800点的半山腰拒绝旧时代最后一个弄潮儿的邀请。

他也不知道，那个曾让他当众难堪的女记者，后来会成为他的妻子、他的事业合伙人、他女儿的母亲。

他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但他知道一件事——

当梁启明说“保重”的时候，他说的不是“小心身体”“注意安全”。

他说的是：

“带着我的那份，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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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站起来，走到窗前。

灰霾已经散尽，深圳的夜空难得清澈，能看见几颗稀疏的星。香港元朗的灯火在远处闪烁，像一条搁浅的金色渔船。

他想起第一次来深圳时在蛇口渡轮上看到的那个黄昏。

那时他觉得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更直接、更锋利，像一把没有鞘的刀。

现在他知道，刀有没有鞘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握着它走向哪里。

他走回办公桌，从抽屉里取出另一份文件。

那是沈清如今天下午从月子中心传真过来的，标题是《全球CDO市场风险传导路径推演》。她用红笔在附录页空白处写了一行小字：

“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中，CDO相关资产的杠杆倍数是35倍。如果美国房价下跌10%，这家公司就会技术性破产。”

“不是如果。是当。”

陈默在这行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

然后他打开电脑，新建一个文档，开始撰写明天晨会的发言提纲。

窗外，平安金融中心的塔吊警示灯还在明灭。

一明一灭，像一座灯塔。

一明一灭，像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