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二百四十六章 三五年内人口突破100万

主岛公立医院，产科走廊里又排起了长队。

护士长抱着登记表从产房出来，额头上的汗还没擦，刀疤站在走廊另一头，手里拿着牛皮纸信封。

“这个月第几个了？”

“第好几十个。上个月生了将近两百个，这个月肯定破两百。产房不够用了，走廊里加了临时床位。”

“走廊生？”

“能生就行。有个产妇是从德国来的，妇产科医生。她说自己以前在慕尼黑最大的医院上班，没想到有一天会在太平洋岛国产科走廊里给人做产检。”

“她老公呢？”

“工业园新搬来的光学工程师，日本人。两口子一起来的。她在这边给人做产检，自己也在待产。预产期下个月。她说南岛国的产科走廊比慕尼黑的私立医院暖和——不是温度暖和，是人暖和。慕尼黑的护士不跟你聊天，这里的护士会问你中午吃了什么。”

走廊尽头传来婴儿哭声，响亮得像拉警报，刀疤转过头看了一眼。

“几年前产房里全是本地渔民的老婆和非法移民。现在来产检的什么肤色都有——缅甸的、孟加拉的、柬埔寨的，还有日本、韩国、德国的。这半年变化最快，发达国家来的移民翻了好多。”

“不止产妇。”

护士长翻了翻登记表。

“有个从伦敦来的老夫妻，在产房门口蹲了好几天。不是来生孩子的，是来登记养老的。老爷子说他在伦敦拿养老金，到南岛国能免费看病。旁边人问他你孩子呢，他说孩子在伦敦还房贷，让他来南岛国他嫌丢人。老爷子说丢人比丢命强。”

“他以前干什么的？”

“退休会计师。他说他可以给工业园新搬来的企业做账。我说你退休了还做什么账，他说退休了闲着也是闲着。南岛国空气好，不咳嗽了，多做几年账就当健身。”

工业园区主干道上，集装箱卡车排成长龙，比年初又密了一倍。

第四批厂房的地基刚打完，第五批已经在图纸上了。

老陈蹲在压路机旁边，用扳手紧履带上的螺丝。

刀疤从医院方向走过来，把牛皮纸信封递过去。

“老陈，这周又搬来三家新企业。一家德国医疗器械厂，一家韩国锂电池配套厂，还有一家是从东莞搬过来的电子代工厂。”

“医疗器械厂？德国的？”

“对。老板说他在慕尼黑的工厂电费是南岛国的三倍。韩国那家更夸张——本来要去越南，来南岛国看了一圈当场改主意。说越南电费比南岛国贵一倍，工人工资差不多，但南岛国工人能用英语跟韩国工程师沟通。”

“东莞那家呢？”

“代工厂。老板来的时候带了十几个老员工，全是湖南人。在食堂吃了一顿红烧肉以后集体决定不走了——说这红烧肉跟他们老家一个味。食堂阿姨是益阳的，做菜放辣椒不手软。有个湖南小伙子吃了三碗饭以后说了一句话：这地方比我老家还像老家。”

灯塔广场，LED屏上的内容从养老金公告换成了招商广告。

老刘把手机举过头顶对着屏幕拍了一张，低头在派友群里发消息。

胖大姐坐在石凳上择韭菜，旁边多了个生面孔——一个金发碧眼的中年女人，系着一条新围裙，正在切芒果。胖大姐指了指她。

“老刘，这位叫艾米丽。荷兰来的。以前在阿姆斯特丹卖荷兰豆，现在在我摊子旁边开甜品站。她说荷兰豆在南岛国种不出来，但芒果能种。切芒果的手法比阿丽还快。”

“阿丽的糯米饭都雇外国人了？”

“两个。她自己升店长。她说店长不用切芒果，只管尝味道。艾米丽切芒果，洗碗工洗碗，她负责尝——尝完说甜了还是淡了。”

艾米丽抬起头，用生涩的中文说：“胖大姐教我说——甜了加盐，咸了加糖。我说这不是骗人吗，她说不是骗，是平衡。”

菜市场门口新开了好几家店。

一家韩国炸鸡，一家越南河粉，还有一家挂着中英日三语招牌的便民超市。

老刘把手机放进口袋里，叹了口气。

“现在的南岛国，跟我刚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整个岛就一条水泥路，码头上停着几艘破渔船。现在工业园里开叉车的工资按照消费指数，比曼谷白领还高。”

“不止。上次碰到吴阿四，他说他白天开压路机，晚上自学编程。学线性代数。他说他以前在缅甸种甘蔗，一年到头挣不到两百美金。现在一个月挣好几百。他哥吴阿三的孩子是第五十万个居民，出生就入籍。他还没入，但他说明年黎明大学开学他要去旁听计算机课。”

“学编程干嘛？”

“不是学编程，是学怎么当编程课的老师。他说压路机压地基，代码压数据，原理差不多。都是压。”

北村从黎明公社方向走过来，手里还是那只缺口的搪瓷缸，在石墩子上坐下，把搪瓷缸搁在膝盖上。

“老刘，你说的是经济账。我说一下人口账。南岛国现在人口已经突破五十五万了。填海三期验收完的时候才刚到五十万，这几个月净增了好几万。按这个增速，三五年内就会突破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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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万不好吗？”

“人多了当然好。但一百万是什么概念？主岛加希望岛加东岛所有可利用土地加起来，容纳一百万人口是极限。再往上走，住房、交通、供水、垃圾处理——所有基础设施都会碰到天花板。”

“不是还能填海吗？”

“填海有极限。东京湾填了上百年，香港填了上百年，新加坡填了半个世纪——每个地方的填海总量都是有上限的。不是技术上限，是生态上限。填得太多，近海生态崩溃，渔业资源枯竭，航道淤塞。南岛国的立国之本是海洋经济，把海洋填没了，等于砍掉自己一条腿。”

“那怎么办？”

“附近海域有一些荒岛。不是没有人，是从一开始就没人——没有常住人口，没有明确的行政管辖，有的甚至没有名字，只在航海图上标注了经纬度和一个编号。”

“这些岛有没有主？会不会跟别的国家起冲突？”

“大部分没有明确的主权主张。太平洋上有大量无人岛礁，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真正行使过管辖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岛礁的法律地位，但很多岛礁的法律地位本身就有争议——不是国家之间的争议，是法律定义上的争议。”

“什么叫法律定义上的争议？”

“什么叫岛？什么叫礁？岛可以有专属经济区，礁不能。但岛和礁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公约没说清楚。这就在国际法上留下了模糊地带。谁先上去建站，谁就在事实层面占了先手。但建站不等于主权——主权需要国际承认。所以这条路要一步步走，不能急。”

“那要怎么做？”

“先摸底。把附近海域所有无人岛礁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位置、面积、地质条件、淡水来源、是否有他国主张。第二步，在最有价值、争议最小的几个岛礁上建立科学考察站。不是军事基地，是科学考察站。搞海洋生态研究、气候变化观测、渔业资源调查。第三步，在国际场合公布科考成果，形成事实上的管理存在。”

“这不是扩张，是未雨绸缪。”

李晨从工业园方向走过来。老陈跟在后面，安全帽还歪戴在头上，帽檐上沾着刚蹭的水泥灰。

“北村先生，你刚才说的附近海域荒岛，有具体目标吗？”

“有几个候选。最近的离南岛国主岛不到两百海里。礁盘面积不大，但礁盘中间有泻湖，水深条件适合建小型码头。如果能拿下，在上面建一个物资中转站和渔业补给基地，等于把南岛国的战略纵深往外推了好远。”

“有没有国家提出过主权主张？”

“目前没有明确记录。但这片海域历史上有过航海标记，英国海军十九世纪的海图上标注过其中几个岛礁的坐标。标注不等于主张主权——英国从来没有在这些岛礁上设立过行政机构，也没有移民定居。按照国际法上的有效占领原则，单纯的发现不构成主权，必须加上实际管理。”

“争议岛礁呢？”

“争议岛礁风险太大。一上去就可能跟别人撞车。要挑就挑没有争议的、法律地位最清晰的。哪怕小一点，只要能站住脚就行。先把第一个站稳了，后面的慢慢来。这种事不能急——一急就出错，一出错就被人抓把柄。”

“北村先生，你说三五年内人口破百万。到时候土地是最大的绊脚石。工业园第五批厂房已经在图纸上了，主岛东侧能用的地快填完了。希望岛要留出大学和配套社区的空间。东岛是大唐还愿寺和宗教旅游区，不能动。三五年后，新来的企业和新出生的孩子往哪放？不能让孩子生在走廊里，让企业在帐篷里开工。”

“所以要未雨绸缪。现在不做准备，三五年后就被动了。新加坡当年也是填海填到极限以后，开始往外寻求战略纵深——跟印尼租借岛屿，跟马来西亚合作开发。南岛国虽然体量比新加坡小得多，但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土地是硬约束，人口是软增长。硬约束不变，软增长早晚撞墙。”

“租借岛屿这种事，靠谱吗？”

“短期有用，长期不是办法。印尼跟新加坡的合作项目到现在还在扯皮。最好还是自己能站住脚的地方——哪怕只是一个礁盘。礁盘上的泻湖可以泊船，礁盘边缘可以搞水产养殖，礁盘上的平台可以放气象观测设备和通讯基站。这些加起来就是一个微型支撑点。有了支撑点，航运安全、渔业补给、紧急避险——全有了。”

胖大姐放下手里的韭菜，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你们说的这些礁盘啊岛礁啊我听不太懂。但有一件事我懂——当年我在菜市场摆摊的时候，只有一张折叠桌。后来旁边卖鱼的老王走了，我赶紧把他的位置占了，多摆了两张桌子。再后来旁边卖菜的老李也走了，我又多占了一个位置。现在我的摊位能摆好几张桌子。北村先生，你说的那个礁盘，是不是就是南岛国的下一张桌子？”

“差不多。但占桌子要讲规矩。你在菜市场占桌子，得等老王走了、没人跟你抢的时候。国际上的桌子没那么好占——你得先证明这张桌子从来没人坐过，然后你得在桌子上放点东西证明你在用，最后还得让隔壁摊位的老板承认这张桌子是你的。三步走错一步，桌子就没了。”

“那你在桌子上放什么？”

“放科学仪器。温度计、风速仪、潮汐记录器。不是枪，不是炮，是科学仪器。别人问你在干什么，你说在观测气候变化。他不能说你观测气候是违法的——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观测气候。但他心里清楚：你在桌子上放了东西，这张桌子就不是无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