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章 实际困难

武藏海想了想，缓缓开口：“用素人没问题，但需要时间和方法。不能象调教专业演员那样要求他们演”，而要让他们成为”角色。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剧本，让他们在情境里自然反应。”

“说得容易。”黑田摇头，语气不是讽刺，是过来人的无奈，“武藏监督，您拍《摄象机》的时候，虽然条件差，但至少团队是专业的，演员也经过筛选。我们呢？”

他环视咖啡馆里的人们：“我们这些人，拍一部片子可能就要赌上全部积蓄，甚至借钱。租场地按天算钱，请人按小时付薪，多拍一天就多一天的成本。大厂拍戏可以一个镜头磨一天，我们呢？一天要拍五页剧本，不然租不起场地、付不起人工。”

这话像打开了闸门，咖啡馆里顿时涌起一片共鸣。

一个年轻女导演，后来知道她叫真理子，二十八岁，拍女性题材，举起手：“场地费真的太贵了！我想在寺庙拍一场女主参拜的戏，对方开口就是二十万一天，还要我们自费买公众责任险，保额要一亿円以上。我说我们是独立制作，预算有限，对方说：那就别拍了。””

她声音里有压抑的愤怒：“那可是公共寺庙啊，用纳税人的钱建的，凭什么收我们那么多钱？”

旁边一个瘦削的男人，姓佐藤，拍社会派纪录片，接话：“警察署的外景许可更麻烦。我去年拍一个关于流浪者的片子，想在公园拍夜戏，提前一个月去申请。表格填了五份，交了保证金，买了保险，结果拍摄前一天突然说不批了，说影响市容”。保证金不退，保险费白交。”

他苦笑：“后来我才知道，是附近居民投诉，说我们拍那些脏兮兮的人，会影响房价”。”

“最可气的是器材租贷公司。”说话的是个戴棒球帽的年轻人，叫健太，拍音乐录影带和GG维生，“看我们是独立制作，要么加价百分之二十，说是风险附加费”。要么把最旧、最破的设备给我们，镜头有霉斑，摄像头漏光，录音设备有杂音。你投诉，他们说：“就这些，爱租不租。””

抱怨声中，武藏海渐渐拼凑出独立电影人的真实处境：

资金永远紧张。不象大厂有稳定预算，他们每一分钱都要自己筹，来自政府的微量补助金，申请过程繁琐，周期漫长，来自亲朋好友的小额借款，欠的是人情债，来自个人积蓄，往往是全部存款，甚至来自高利贷，有人因此破产。

资源处处受限。租不到好设备，租贷公司看人下菜碟，请不起专业演员，连新人都嫌他们穷，连象样的拍摄场地都负担不起，公共场所收费高昂，私人场所要么不让进，要么天价。

发行渠道狭窄到室息。拍出来了，要找发行公司，大发行公司看不上小制作，小发行公司能力有限。就算找到发行，排片也被挤到最差的时段、最偏远的影院。上映了，宣传预算几乎为零，全靠口耳相传。被看到了，票房分成层层盘剥，最后到自己手里所剩无几。

社会地位尴尬。在普通人眼里，他们是“不务正业的艺术家”；在银行眼里，他们是“高风险的放贷对象”；在家人眼里，他们是“让人操心的孩子”；甚至在他们自己心里，有时也会怀疑：“我到底在干什么？”

但即便如此，武藏海看着咖啡馆里这二十几张脸，他们还是在这里。每周五早上，花380円买一杯廉价咖啡，聚在这个地下室里，分享信息，互相打气，吐槽不公，然后擦擦脸，继续回去拍那些可能永远无法盈利、可能永远无人问津的电影。

“为什么还要拍？”

聚会间隙，武藏海问坐在旁边的小林。这个问题他其实早就知道答案，但就是想听这些人亲口说出来。

小林推了推眼镜，沉默了一会儿。他先点了支烟，很便宜的“七星”，烟味呛人，深深吸了一口，才缓缓开口：“因为，不拍的话，那些故事就没人讲了。”

他举例，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有重量：“我拍《筑地最后的早晨》，是因为我父亲在那里干了四十年，从学徒做到店长。市场要搬了，那些他认识了一辈子的鱼贩、那些凌晨三点就开始喝的老店、那些在冰水和鱼腥味里泡出皱纹的手，如果我不记录下来，以后的人就只知道筑地市场很有名”，但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样子，不知道那里的人怎么生活，怎么老去。”

他顿了顿：“我父亲去年去世了。临终前他看了我的粗剪版，只说了一句话：哦，原来我工作的地方，长这样啊。”他天天在那里，却从没真正看”过那里。而我，用摄像头帮他看见了。”

旁边的石井，那个拍实验电影的，接话。他说话很慢，象在斟酌每个词：“我拍实验电影，是因为有些东西，用常规手法表达不出来。比如记忆的模糊性，比如时间的非线性，比如一个人内心那些无法言说的褶皱。”

他比划着名：“常规电影是讲故事”，但我想做的是创造体验”。用光、影、声音的错位，用画格的扭曲，用非叙事的结构，我想探索电影的边界在哪里，也探索观众感知的边界在哪里。有人骂我故弄玄虚”，有人说看不懂”，但偶尔，偶尔会有一个人说：“我好象感觉到了什么。”那就够了。”

中川，那个拍8毫米短片的年轻人，说话很直接：“我拍8毫米是因为便宜。35毫米胶片一卷要几千円，我买不起。8毫米一卷只要几百円，虽然画质粗糙，颗粒感重，但有质感，像手写信和印刷字的区别。印刷字整齐，但冰冷；手写信歪歪扭扭，但有温度。”

他拿出一个小本子，里面贴着几张8毫米的静帧截图：“你看，这种粗粝感，这种偶尔的曝光过度，这种色彩的偏差，大厂会当成废片，但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生活本来就不是高清的，生活就是有点模糊，有点噪点，有点失真。”

最后是佐佐木，那个前东宝编剧。他年纪最大，经历也最复杂，说话时总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疲惫：“我在东宝写了十年剧本，每年经手的项目十几个。时代剧、爱情片、家庭伦理剧，什么类型都写过。但写来写去，都是套路：英雄总要胜利，恋人总要团圆，坏人总要受惩罚。不是不好，只是，太“正确”了。”

他苦笑：“现在我单干了，赚得少，一个剧本的稿费只有东宝时的三分之一。但至少，笔下的人物说的都是我想说的话。我可以写一个失败的英雄，一个错过的恋人，一个没有受到惩罚的坏人。可以写生活的暖昧、人性的复杂、结局的开放。”

他看向武藏海：“武藏监督，您明白吗？在大厂，你是职业编剧”，你的工作是写出能卖钱的剧本”。独立了，你是表达者”，你的工作是说出你想说的话”。

虽然听众可能很少，虽然可能赚不到钱，但至少，你在说真话。”

咖啡馆里安静下来。

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理由里，但武藏海听出了那个共同的内核：

有些故事，只有他们能看见。

有些角度，只有他们敢尝试。

有些真话，只有他们愿说出来。

而这一切，与票房无关，与奖项无关，甚至与“成功”无关。

只与一个最简单、也最艰难的信念有关：

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

而他们，愿意成为那些声音。

哪怕声音微弱。

哪怕无人倾听。

哪怕代价是贫穷、是误解、是一生的颠沛流离。

他们还是选择拍。

因为摄象机一旦停下，那些声音就会永远消失。

而有些声音，不能消失。

聚会结束前，黑田，那个前建筑工人，最后站起来。

他没说自己的电影，只说了一句话：“各位，下周，还要来啊。”

“还要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