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527章 今天的学生不够健康，明天的社会就不会健康

周一上午，郑仪在办公室处理完几件紧要的公事，看了看日程安排。

今天上午，他约了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市长过来谈事。

这位副市长叫沈立新，是从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岗位上提拔过来的。

他算是“空降”干部，当时省里一位主要领导对明州教育发展非常关心，亲自向郑仪推荐了沈立新，认为他专业扎实、思路活、懂政策，能好好抓一抓明州的教育。

郑仪经过考察，也觉得沈立新虽然年纪不大，但言谈举止沉稳，对教育工作有自己的见解，便同意了省里的推荐。

沈立新到任明州两年多，确实也干了不少事。

推动中小学搞标准化建设，一些老破小的学校校舍、环境都改善了不少；

他力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组建了几个教育集团，让好学校带动弱校，尽量让更多孩子能享受好的教育；

他积极落实省里关于随迁子女教育的政策，在明州率先全面放开随迁子女入学门槛，确保每一个来到明州的孩子“有学上”；

他还牵头制定了一系列提升教师待遇、加强师资培训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教师队伍，提升了教学积极性。

可以说，这几年明州教育的快速发展，包括那个高中生李向阳能够顺利在明州上学、获得补助，背后都有沈立新的一份功劳。

在郑仪的印象里，沈立新属于那种典型的“专家型”干部。

做事认真、说话有条理、汇报时数据清清楚楚，很少说虚的。

但也正因为他太“专业”、太“务实”，郑仪有时会觉得，沈立新似乎过于注重“术”的层面，比如政策落实、资源配置、硬件改善、考核指标等。

而对于“道”的层面，比如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当前教育模式对孩子们的心灵成长可能造成哪些深远影响？

这些更深层、也更需要情怀和担当的问题，他似乎提得不多。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沈立新。

现在的教育体系里，一个管教育的副市长，最先得保证不能出事——校舍不能塌、食堂不能中毒；

其次要完成各种“硬任务”——升学率、考核评比；

至于学生心里苦不苦、成长快不快乐，这些“软”的、见效慢的事，往往排不到前面。

周末那个名叫李向阳的高中生的话，让他对“教育”这件事，有了更深的紧迫感和反思。

教育这事儿，恐怕不能只盯着“成绩单”看了。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请进。”

门被推开，副市长沈立新走了进来。

他四十出头，身材适中，穿着得体的深色西装，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表情认真而恭敬。

“郑书记，您找我？”

“立新来了，坐。”

郑仪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沈立新在沙发上坐下，将笔记本摊开放在膝盖上，一副随时准备记录和汇报的样子。

赵希言端了两杯茶进来，放在两人面前，然后退了出去。

“立新，最近教育工作，总体还顺利吧？”

郑仪喝了口茶，语气平和地开场。

“总体顺利，书记。”

沈立新立刻回答。

“新学期开学的准备都到位了，老师的招录计划在推进，有几所新学校建设也顺利，年底前应该能投入使用。”

“另外，秋季学期的几个重点安排——教师节表彰、教学质量分析会、校园安全大检查这些，也都提前做好了预案。”

他对答如流，看得出对整个系统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

郑仪点点头。

“嗯，这些常规工作，你抓得不错。”

他话锋一转。

“不过，我今天找你，主要不是听这些。”

沈立新听了这话，神色更专注起来。

“周末，我陪家人出去吃饭，碰到了一个咱们明州二中的学生，高二的。”

郑仪把遇见李向阳的经过，以及这孩子说的话、提的建议，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沈立新。

他没添油加醋，只是把那个高中生的话复述了一遍。

“……他最后说，他很多同学因为压力太大，休学了，得了抑郁症。他希望能多一点自由时间，希望学校的图书馆能有更多课本以外的书。”

郑仪说完，看着沈立新。

沈立新的眉头，随着郑仪的讲述，慢慢皱了起来。

听完之后，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消化这个信息，也似乎在组织语言。

“书记，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也有所了解。”

沈立新语气变得有些沉重。

“当前的高中教育，尤其是像二中这样的重点高中，升学压力确实非常大。”

“学校、老师、家长，包括学生自己，都把考一个好大学当成唯一的目标。”

“在这种氛围下，学生课业负担重，精神压力大，是普遍现象。”

他顿了顿，似乎有些无奈。

“我们也尝试过一些措施，比如要求学校不得随意占用学生周末补课，规定每天的作业量上限，提倡开展社团活动等等。”

“但说实话，效果……有限。”

“为什么？”

郑仪问。

“原因很复杂。”

沈立新翻开笔记本，似乎想找些数据支撑。

“最根本的，还是评价体系问题。”

“高考的指挥棒摆在那里，全社会对升学率

的看重程度，短期内很难改变。”

“学校有升学率的压力，校长要拿这个成绩说话；

老师有教学成绩的压力，这跟职称、绩效挂钩；

家长更是望子成龙，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在这种层层压力传导下，学生成了承受的终端。”

“我们教育局出台的‘减负’规定，到了学校层面，很容易被打折扣，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比方说，不准周末补课，有的学校就改成‘集中自习’，或者找个外面的‘专家’来开‘讲座’。”

“规定作业不能太多，老师就布置‘弹性作业’、‘建议完成’，实际上学生不写就跟不上。”

“至于社团活动、图书馆建设这些‘软性’的东西，在升学压力面前，很容易被边缘化。”

沈立新的分析很到位，也说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也是教育系统内部公认的难题。

听到沈立新的分析，郑仪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没有说话。

办公室里的气氛，有短暂的沉默。

沈立新的分析，点出了问题的表象。

评价体系单一，升学压力层层传导，导致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都被绑在了高考这辆战车上。

这没错。

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能看到这一层，并承认改革的艰难，已经算是有清醒的认识了。

但郑仪知道，问题的根源，比沈立新说的，还要更深，更……让人感到无力。

“立新，你说的这些，都对。”

“但这些都是‘果’，不是‘因’。”

沈立新抬起头，有些疑惑地看着郑仪。

“你说高考是指挥棒，没错。全社会都看重升学率，也没错。”

“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高考会成为唯一的、决定性的指挥棒？”

“为什么‘考一个好大学’这件事，对无数普通家庭来说，成了关乎命运、甚至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沈立新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看到郑仪的神情，又咽了回去。

他知道，郑书记今天叫他来，不是想听他汇报工作，而是想跟他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

“高考，几乎是他们实现阶级跨越、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唯一希望，甚至是最重要的途径。”

“读一个好大学，就意味着有机会找到一份好工作，意味着有机会留在大城市，意味着有机会摆脱父母那一辈的活法，过上不一样的日子。”

“这种希望，这种压力，这种孤注一掷的期盼，全都压在了这场考试上。”

“所以，他们能不拼命吗？能不全家老小一起卷吗？”

沈立新点了点头，这些他当然也明白。

“但是，”

郑仪话锋一转，语气里多了一丝冷意。

“有些人，并不希望有太多的人，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爬上来。”

“为什么？”

沈立新下意识地问，问出口才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敏感。

“因为，爬上来的人多了，他们占据的‘好位置’，他们享受的‘好资源’，就可能被分走。”

“现有的阶级固化就会被打破。”

“蛋糕就这么大，多一个人来分，每个人分到的就少了。”

郑仪的措辞很直接，甚至有些尖锐，完全不像一个市委书记在正式场合该说的话。

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所以，怎么办呢？”

郑仪自问自答。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这条通道，变得更窄，更难走。”

“不断地加大高考的门槛和难度。”

“增加考试的科目，提高试题的区分度，把竞争从‘有没有大学上’，变成‘有没有好大学上’，再变成‘有没有顶尖专业上’……”

“内卷，就这么越来越严重。”

“成千上万的家庭，投入无数的时间、金钱、精力，甚至牺牲孩子的健康和童年，只为争夺那几个越来越少的名额。”

“大部分人，注定是陪跑，是分母。”

“他们的付出和痛苦，在宏观的数字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而那些……”

郑仪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

“那些拥有更多资源、更多选择的家庭呢？”

“他们当然也会让孩子努力，甚至更努力。”

“但同时，他们早就准备好了退路，甚至……捷径。”

“高考这条路走不通，或者走得太累，没关系。”

“可以送孩子出国留学，镀一层金回来，学历有了，见识也有了，甚至人脉都有了。”

“可以利用某些‘特招’政策，比如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或者一些比较灵活的‘综合素质评价’，让孩子用较低的分数进好大学。”

“还有更隐秘的，直接利用关系和资源，在招生环节进行操作……”

“他们不需要像普通家庭那样，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一次考试上。”

“他们有无数种方法，可以绕过或者减轻高考这座独木桥的残酷。”

“而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高考，就是那条唯一、狭窄、且越来越拥挤的独木桥。”

“掉下去，可能就很难再爬起来。”

“所以，他们能不焦虑吗？能不拼命吗？”

“他们越拼命，竞争就越激烈，门槛就越高，通道就越窄……形成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循环。”

郑仪说完，办公室里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

沈立新已经完全惊呆了。

他没想到，郑书记会如此直白、如此犀利地剖析这个问题。

这已经超出了教育的范畴，触碰到了社会结构、资源分配、阶层流动这些更深、也更难言说的层面。

作为教育系统的干部，沈立新不是没想过这些，但很多时候，他只能把它们归为“体制问题”“社会问题”，觉得光靠教育部门解决不了。

他更多把心思放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量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平衡，比如落实随迁子女入学、推动义务教育均衡、规范招生这些事。

他认为，或许是他骗自己，能做到这些，就已经算尽职尽责了。

“书记……您的意思是……”

沈立新声音有些干涩，他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更不知道郑书记今天跟他说这些，到底希望他做什么。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立刻、彻底推翻现有的高考制度。”

“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牵涉面太广，不是明州一个市能解决的。”

“但是，”

郑仪加重了语气。

“我们不能因为根源难改，就对眼前的问题视而不见，或者用‘无能为力’来搪塞！”

“那个叫李向阳的学生，他说得对！”

“我们至少可以在职权范围内，试着做些力所能及的改变！”

“去缓解孩子们的痛苦！去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去告诉他们，人生不是只有一场考试！”

郑仪盯着沈立新。

“立新，你告诉我，给高中生每周多安排半天自由活动时间，难不难？”

“给学校的图书馆多配一些课本之外的、能开阔眼界的书，难不难？”

“组织一些能放松身心的文体活动，办几场心理辅导讲座，难吗？”

“把学校里那些‘高考就是一切’之类的标语减一减，多挂点鼓励成长、健康向上的氛围，难吗？”

郑仪一连串的发问，让沈立新额头开始冒汗。

“从操作上来说……不难。”

他实话实说。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做的，效果‘有限’？”

郑仪追问。

“是决心不够？还是潜意识里，也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比不上升学率那个硬指标？”

沈立不得不承认，郑书记说中了他潜意识里的某些想法。

在内心深处，他虽然也同情学生们的压力，但在安排工作、分配资源时，还是会下意识地把升学率、中考高考成绩这些“显性”指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因为这些东西，最容易被看到，最容易出“成绩”。

而那些关乎心理状态、精神成长的“软工作”，投入大、效果慢，搞不好还要被人说“不务正业”。

“书记，我……”

沈立新想解释，但又觉得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

“立新，我不是在批评你。”

郑仪的语气缓和了一些。

“我知道你的难处，也知道整个教育系统的惯性有多大。”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家长们的观念也在变。他们开始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开始理解孩子的不容易。”

“我们不能再用老眼光、老办法来看待这个问题了。”

郑仪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

“这件事，必须认真研究。”

“但不是关起门来研究文件！”

“要真正走到学生中间去，听听他们的心声！”

“要拿出决心来！”

“如果连我们这些掌舵者，都因为觉得‘难’而不敢碰、不愿改，那下面的学校、老师，就更不会有动力去改变！”

“你记住一句话——”

“今天的学生不够健康，明天的社会就不会健康！”

“当他们带着满身的疲惫、焦虑、甚至心理创伤走出校园，你觉得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对待这个社会？”

“一个充斥着压抑和绝望感的年轻一代，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

“这不是危言耸听！”

沈立新感到一阵心悸。

他一直以为自己在“做事”，在“推进”教育发展。

可现在看来，他或许太纠结于方法上的“术”，而忽略了教育最根本的“道”——那就是对人的关心和培养。

“书记，我明白了！”

沈立新站起身来，脸上没有了之前的犹豫和谨慎。

“是我的工作思路有问题！过于保守，过于注重表面！”

“我回去立刻组织人手，深入调研，尽快拿一个能落地、能见效的方案出来！”

“就从您说的那几个具体点入手：增加学生自主时间、丰富图书馆藏书、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改变唯分数论的宣传导向！”

“我会亲自下到几所高中去，和学生、老师、家长面对面聊！”

“阻力肯定有，但这次，我们必须拿出决心来！”

看到沈立新态度的转变，郑仪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方案成熟后，直接报给我！”

“这件事，市委来牵头，我来推动！”

“出了问题，我负责！”

有了郑仪这句话，沈立新心里最后一点顾虑也烟消云散了。

“是！书记！我马上就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