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三章 施泰因

德国国防部的大楼在柏林市中心，一条宽阔的大街旁边，灰色的石头墙面，方方正正的窗户，门口站着两个荷枪的卫兵。邓枫站在大门外面，抬头看了一眼楼顶的旗杆。旗杆上挂着万字旗，风不大，旗子垂着，看不太清图案。赵永明站在他旁边，穿着一身新西装——昨天在百货公司买的，深蓝色，肩膀有点紧，领子也不太合，但比他那件灰布棉袄强多了。

“证件。”门口的卫兵伸出手。邓枫把护照递过去，卫兵翻了两页，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他，还给他。赵永明也递过去，卫兵看了半天，大概是没见过中国护照，翻了又翻，最后才还给他。“三楼，走廊走到头。”

他们上了楼梯。楼里很安静，地板是木头的，走上去吱呀吱呀地响。墙上挂着几幅油画，画的是德国历史上的战役，骑兵冲锋、步兵列阵、炮火连天，颜色都暗了，大概是挂了很久。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

三楼尽头是一扇深色的木门，门边钉着一块铜牌，刻着“装备局，对外技术合作处”。邓枫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进来”。推开门，里面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的文件摆得整整齐齐。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肩上是上校的军衔。他的头发剃得很短，脸型方正，眉骨很高，眼睛是浅蓝色的，看人的时候很专注。

“邓将军？”他用德语说，站起来，绕过写字台，伸出手。

邓枫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很干，很硬，像握着一块木头。久仰。”

“请坐。”施泰因指了指写字台前面的椅子，又看了看赵永明，“这位是？”

“我的翻译，赵。”

施泰因点了点头，从写字台上拿起一份文件，翻开，看了两眼。“法肯豪森将军跟我提过您。他说您在柏林读过书，德语很好。那我们就不用翻译了？”

“可以。”邓枫说。赵永明站在旁边，脸上有点挂不住，但没说什么，退后一步，靠墙站着。

施泰因把文件放下，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邓将军，您这次来柏林，想要什么？”

开门见山。德国人做事就是这样，不绕弯子，不寒暄，上来就问你要什么。邓枫在德国待了五年，早就习惯了。他坐直了身体，看着施泰因的眼睛。“生产线。步枪、机枪、迫击炮，还有弹药。我们需要德国帮我们建几条生产线，培训技术人员，提供图纸和工艺标准。”

施泰因的表情没什么变化。“生产线不是枪炮，卖了就卖了。生产线是技术，是Know-how。这个东西，我们一般不对外转让。尤其是对非盟国。”

“中国不是德国的敌人。”

“也不是盟国。”施泰因的语气很平淡，“邓将军，您是明白人。我们现在跟日本签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您在柏林读过书，应该知道国际政治是怎么回事。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日本是德国的朋友，日本跟中国在打仗，那中国……”

“中国没有跟德国打仗。”邓枫打断他，“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是东亚的事。德国在欧洲，不应该插手亚洲的事。”

施泰因看着他，浅蓝色的眼睛里看不出什么情绪。“您说得对。但国际政治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讲利益的地方。日本能给我们的，中国给不了。中国能给的，日本也能给。钨矿、锑矿，日本也有，他们在满洲就有。”

邓枫沉默了一下。施泰因说的都是事实。德国现在跟日本走得近，这是大势，不是他几句话就能改变的。但他不能就这样回去。他来柏林，不是来听德国人说“不”的。

“上校，”他说，“您说的我都明白。但有一件事，您可能没想过。”

“什么事？”

“中国有市场。”邓枫看着他的眼睛，“德国卖给日本一百支枪，日本能用多久？中国如果自己会造枪，需要多少？上千万人的军队，需要多少装备？这个市场，日本给不了。他们没有那么多人。”

施泰因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没有立刻接话。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邓枫，看着窗外。窗外是国防部的大院，院子里有几棵树，叶子落光了，几只乌鸦站在枝头，黑乎乎的。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您说得有道理。但道理是道理，政治是政治。现在的风向不在您那边。”

“风向会变的。”

施泰因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像是一道闪电，亮了一下就没了。“邓将军，您这个人，很有意思。法肯豪森说得对，您跟别的中国军官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别的中国军官来了，先送礼，先吃饭，先说一堆好话，然后才谈正事。您上来就谈，谈不拢就讲道理，道理讲不通就说风向会变。”他顿了顿，“您很直接。像德国人。”

邓枫没接话。他不知道这是夸奖还是讽刺，大概两者都有。

施泰因回到写字台后面，坐下来，重新翻开那份文件。“生产线的事，我现在不能答应您。但我可以帮您安排几个人见见。毛瑟公司的技术总监，克虏伯工厂的车间主任，还有几个在国防部管技术转让的人。您自己跟他们谈，能谈成多少，看您自己的本事。”

“多谢。”

“不用谢我。我帮您，不是因为您说得有道理。”施泰因合上文件，“是因为法肯豪森。他退休了，但他的面子还在。我欠他一个人情，这次算是还了。”

从国防部出来，天又阴了。云层压得很低，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雪。赵永明跟在邓枫后面，走了几步，忍不住问：“邓次长，刚才那个人，到底是帮我们还是不帮我们？”

“不帮。也不挡。”

“那他为什么还帮我们约人？”

“还人情。”邓枫点了根烟，“法肯豪森以前帮过他，他现在还回来。还完了，下次就不一定了。”

赵永明想了想，又问：“那毛瑟公司和克虏伯工厂的人，会愿意见我们吗？”

“见是会见的。生意人，有钱赚的事不会往外推。但能谈成什么样，不好说。”邓枫吐出一口烟，“德国政府现在跟日本走得近，官方渠道不好走，就走民间渠道。克虏伯是私人工厂，他们要赚钱，不是所有事都听政府的。”

赵永明点了点头，又问：“那施泰因说的那个风向，真的会变吗？”

邓枫看了他一眼。这个问题，赵永明从船上就开始问，到现在还在问。年轻人心里有事，翻来覆去地想，想不通就反复问。他以前也是这样，在柏林的时候，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中国怎么办？军队怎么办？学了这些东西回去，用得上吗？后来想得多了，就不想了。不是想通了，是想累了。

“会变的。”他说，“什么事都会变。等就是了。”

他们沿着街走了一段，经过一个报亭。邓枫买了一份报纸，翻了翻，头版是德国跟日本的最新贸易协定，字很大，占了半个版面。他把报纸折起来，塞进口袋。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街对面，一个穿灰色大衣的男人站在邮筒旁边，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低着头在看。邓枫看了两秒，转身继续走。

回到旅馆，天已经黑了。前台那个胖女人跟他们打招呼，问今天去了哪里，邓枫随便应付了两句，上了楼。进了房间，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街灯亮了，黄黄的，照着一小片一小片的人行道。对面那栋楼的窗户亮着灯，有人在做饭，锅铲的声音隐约传来。他站了一会儿，拉上窗帘，躺到床上。脑子里在想施泰因说的那些话。“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这句话说得不对。国家之间没有朋友，只有利益。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是敌人。今天的敌人，明天也可能是朋友。问题是，风向什么时候变，变了之后能不能抓住。他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窗外有电车的声音，叮叮当当的，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他听着那个声音，慢慢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