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悬崖边的人

“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们继续。”

李承霄慌慌张张用篮球挡住半张脸，低着头往自己房间冲去。

十七岁的少年已经蹿到近一米八，肩宽背厚，身形挺拔壮实，一身红背心、黄军裤，脚蹬洗得发白的解放鞋，往人群里一站，就格外扎眼。

李泽宁望着儿子仓皇的背影，心口猛地一揪。他指尖微微发紧，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这个喝牛奶吃面包长大的少年，真的能扛住西北黄土高原的风沙、严寒与饥饿吗？

他缓缓松开怀里的妻子沈清芷，声音沉得像坠了铅：“把承霄叫过来吧，我有要事交待。”

片刻后，李承霄揣着满心不安走进客厅，一眼便撞见父亲惨白如纸的脸色，眼底的疲惫与惶恐藏都藏不住。他心头一紧，忙开口：“爸，什么事？您脸色怎么这么差？”

李泽宁抬眼，目光定定落在儿子身上，一字一顿，清晰而决绝：“明天，我陪你去街道报名下乡。”

“轰”的一声，李承霄脑子瞬间空白。他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语气里全是不敢置信：“爸！我开学才高二，我还是家里独生子，按政策我可以不去的！”

李泽宁伸手，用力将激动的儿子按回沙发，掌心冰凉，带着不容抗拒的坚定：“承霄，你听我说。我和你妈妈现在的情况，已经撑不住了。你现在下乡，不是改造，是避难。爸向你保证，最多三年，你一定能回来。”

沈清芷猛地抬头，声音发颤：“三年？”

沈清芷太清楚丈夫的专业判断，也太明白眼下的绝境——上午陈副院长刚被革委会强行带走，抄家、批斗、劳改，已经明晃晃悬在了自家头顶。她抹了把眼角的湿意，看向儿子，语气软却坚决：“儿子，听你爸的，城里不能待了，去乡下避避风头。”

李承霄今年十七，七岁随父母从国外归国，这十年里，他亲眼见过受人尊敬的父母被人指指点点，见过昔日风光的专家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见过好好的家庭四分五裂。他不是不谙世事的孩子，稍一沉默，便想通了所有关窍，不再争辩，只低声问出最关键的一句：“去哪？”

“不管去哪，我和你妈都给你准备三千块钱，还有足够的粮票、布票、油票。”李泽宁语气坚定，“保证你在乡下，不会过得比现在差。”

“不用那么多。”李承霄立刻摇头，他知道三千块是寻常工人好几年的工资，更知道家里每一分钱都来得不易。

李泽宁何尝不知，一千块便足够

儿子在偏远山区安稳过三年。可他不能留，一分都不能留。一旦自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必然抄家没收一切，这套809医院分配的住房也会被立刻收回。陈副院长上午被带走，家转眼就被抄得干干净净，他算过，自己最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与其等着被抄家、被充公，变成批斗自己的罪证，不如全部让儿子带走——那不是零花钱，是他这个父亲，能给孩子留下的最后一条活命路。

“给你你就拿着。”李泽宁语气严肃，紧接着一字一句叮嘱生存的底线，“但你记住，绝对不能露富。该下地劳动就劳动，该吃苦就吃苦，不能有半点特殊，更不能让人抓住半点把柄。”

“钱要分散开藏，千万不能放在知青点。那里人多眼杂，偷东西是常事。”

“让你妈把钱缝进你每件衣裤的腰里，被子四角、枕头夹层也各塞一点，每处只放一两百块，就算丢一两样，也伤不了根本。”

“我建议你到了地方，先在镇上租一间小土房，把大头藏在那里。平时在知青点装穷，赶集时偷偷过去，馋了、累了，就去那改善生活，那是你的安全屋，谁也不能告诉。”

“嗯。”李承霄死死咬住下唇，把每一个字都刻进心里。

李泽宁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继续道：“我和你妈的事，日后可能会连累你。但农村天高皇帝远，斗争没有城里凶，消息也未必会传到那里。我打听过，乡下现在大多一个月才一次批斗会，多是走走过场，你忍一忍，就过去了。”

“知道了。”少年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李泽宁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崭新的《毛泽东选集》，递到他手里：“别的书都别带了，说不定哪本就会被扣上反动的帽子。到了乡下，只带这一本，最稳妥。”

李承霄握着书，心有不甘：“课本也不行吗？”

“别带了。”李泽宁闭了闭眼，久病成医，他如今对那些扣帽子、捏造罪名的套路比谁都清楚，“带课本去，很容易被人说你‘拒绝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不安心扎根基层’‘一心想着回城’，到时候百口莫辩。你现在的任务不是读书，是安稳熬过这三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李承霄手指一松，默默将课本放回了书架。

沈清芷起身走进厨房，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显得格外沉闷。李泽宁陪着儿子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可带的：几套夏秋的旧衣，一床褥子，一床薄被，再多带，便会被扣上资产阶级少爷做派的帽子。冬天的棉被与厚棉衣，只能等他到了陕北再

从北京邮寄，明天报完名，再去供销社添置脸盆、牙刷、肥皂之类的日用品，便是全部家当。

晚饭摆上桌，有鱼有肉，雪白的大米饭喷香，是家里再平常不过的一餐，此刻却吃得气氛压抑如铁。沈清芷不停给儿子夹菜，夹了一只肥嫩的鸡腿放进他碗里，声音刚一出口就哽咽了：“多吃点……”话音未落，眼泪便砸在了碗沿上。

李泽宁强压下喉间的酸涩，继续叮嘱：“承霄，现在国家号召去艰苦地方，咱们没门路、没关系，好地方早就被人占完了。城郊公社、国营农场、建设兵团，早就满员了，零星名额都被干部留着走后门。像我们这样站在悬崖边的人家，没人敢帮，没人会拉，只能听天由命，被分到最偏、最穷、最苦的山乡。”

“你到了知青点，一定要和其他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有半点异常，不能挑食，不能怕脏怕累。”他顿了顿，声音放软，带着为人父母最后的温柔，“我会让你妈陆续给你寄进口奶粉、巧克力、白糖、罐头，你别在知青点吃，赶集时偷偷去出租屋，烧点热水冲杯奶粉，吃口罐头，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李承霄埋头扒着饭，鸡腿再香，也味同嚼蜡。

这是他十七年来第一次失眠。

他从没想过，下乡会和自己扯上关系。几天前，他还在盘算开学读高二的课程，还在想着和院里的伙伴去打球。可现在，他只能相信父亲，只能接受这场突如其来的别离。

这些年，家属院一起长大的少年，有的参军，有的下乡。他比谁都清楚，下乡远比参军苦——那些回来探亲的知青们，个个瘦得脱了相，脸色蜡黄，手上全是厚茧，说起山里的苦，连话都说不完整。

他从小没吃过苦，虽不说顿顿珍馐，却也是天天有鱼有肉，能吃到别的孩子见都见不到的进口奶粉、巧克力。他怕西北的风沙，怕硬得烧心的水，怕吃不饱的粗粮，怕又脏又累的农活。

可他更怕的，是十岁那年的噩梦。

一群红小将冲进家里，把父母按在地上拳打脚踢，父亲送他的小西装被狠狠撕碎，他被人逼着和父母划清界限，被逼着去打自己父母耳光。

每一次梦见那个场景，他都会浑身冷汗，从睡梦中猛地惊醒。

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少年睁着眼躺在床上，一夜无眠。他知道，从明天报名开始，他就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京城少年。他要奔赴黄沙漫天的陕北，要藏起一身娇养，要忍辱负重，要在绝境里，为自己，也为这个即将倾覆的家，咬牙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