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4章 分析案情2

杨敏剑一开始就不想帮这个忙，女人情绪多可以理解，孕妇一孕傻三年果然是真的，黄一曦这时的脑子里估计进了许多水，可是商洛宇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完全没有以往的睿智，一定是受黄一曦的影响。“都有人做过吃螃蟹的第一人，为什么我们连第二人都不行呢？”

黄一曦反问。

都说万事开头难，现在我们有了案例，有一就有二，应该不难了。

“为什么？”杨敏剑冷笑，有时候，第二人比第一人难多了，因为没开始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结果，可是有了第一次结果发现再放任下去不可收拾会怎么办？肯定会严厉堵截，不允许再有第二次。”

在杨敏剑看来，这个收益和付出完全不能正比的案件，一开始黄一曦就不应该接，她自己时间多，浪费点没关系，可浪费商洛宇那么宝贵的时间就是不对。

要知道这些时间，商洛宇完全可以做到高几百倍甚至几千倍的收益。

在黄一曦完全没办法理解杨敏剑的想法。

李青松这个官司值得接，这个案情虽然简单，但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认定存在明显争议，审判官如果仅仅通过审查书面材料、讯问被告人、单方听取意见的方式，而不传唤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也不允许控辩双方进行公开质证、辩论，往往无法达到澄清控辩双方争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

抛开姑姑和姑丈和李青松的关系，看到一个不应该判决死刑的人判了死刑，有良心的律师都会伸手。

“没你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假设你们遇到一个支持你们辩护观点的律师，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把案件发回重审。”杨敏剑认为黄一曦想像得太美好，而商洛宇明显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没错，是可以发回重审。但发回重审显然是一种程序倒流、极度耗费司法资源的选择。”

黄一曦同意杨敏剑的观点但不同意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你我心知肚明，成年人很难干自打嘴巴的事，何况是有权力的成

年人。”

黄一曦的隐喻杨敏剑一下就听懂了，让原来的审判审判机构通过重审来否定自己之前所作裁判的正确性，在实践中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唯一的那起公开开庭的杨某某案件中，最高审判机构选择在控辩双方同时在场的情况下对死刑复核案件进行公开的言词审理，传唤新证人出庭，听取控辩双方有关事实认定尤其是其中有关证据合法性、证据证明效力的不同意见。

这种开庭复核的方式，显然较之单纯的书面审更能起到定分止争、查明事实真相的目的，而且也更符合保障被告人辩护权以及审慎适用死刑的基本理念要求。

“你想得太简单了，审判机构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不是审理的次数越多就越正确。”

在杨敏剑看来，黄一曦有些异想天开了。

法律没有要求最高审判机构采用开庭的方式进行死刑复核，有两种可能的立法理由:一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认为采用开庭的方式会增大最高审判机构的工作量。

别的不说，单说一样，很多死刑犯在一审、二审判处死刑等待复核的过程中关押在县级看守所里，这种情况下，如何开庭？在京都开庭还是在发案地去开？这就不得不考虑成本、死刑犯的押解和安全保障问题。

最重要的还是第二点，假若复核后改判，民众会不会认为是不是最高审判机构并不具备更高的查明事实的能力从而伤害一审二审审判机构和审判官的权威。

而一审二审审判官根本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会认为，再次审理事实会给机会主义者制造可乘之机。

除了案件本身，影响复核的案外因素也有很多。审判官、律师、学者一致提到的就是被害人一方的态度对最终的量刑有很重要的因素。

死刑适用的社会环境非常恶劣，一个案子判不判处死刑，干扰、干预时有发生。有些依法不应判处死刑的案子，被害人出于报复心理或者由于被告人无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等原因，往往闹着要审判机构判处

死刑，否则就要闹访，对人民审判机构公正办理死刑案件造成严重影响。

上面所述的因素，李青松的案件都占全了。

杨敏剑想得很多，黄一曦却一点也没听进去，倒不是杨敏剑说得不对，他说得全面又完整，但他的思维不是代理案件律师的思维，而是站在政客的角度。

政客的最先考虑的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利弊。

黄一曦意味深长的道：“杨大哥啊，你可知道做律师意味着什么？”

律师意味着什么？

杨敏剑微微一愣，已经很久了，没人再问过他这个问题。

对他们而言，律师意味着什么？光鲜亮丽的形象？不菲的收入？很高的社会地位？

是这些吗？

最初好象不是这样的。

有人说，每个男孩子从小都有一个武侠梦，渴望着匡扶正义，剑走天下，杨敏剑也是一样。

在和平的这个时代里，杨敏剑心中的剑，就是自己手上的法律之刃。

是什么时候他已经忘记自己的初心，迷失在这繁华的世界里呢。

杨敏剑的神情有些恍惚，片刻后他甩甩头，讽刺地反问黄一曦：“难道你现在仍然有律师意味着公平与正义，通过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来帮助更多人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吗？”

小孩子才问对错，成年人的世界不止这两个字。

黄一曦淡然一笑，深深地看了杨敏剑一眼，摇摇头，“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一直认为，律师不是神，也不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我只是一个小地方的小女子，如果我追求的是公平与正义，那么，我会选择当审判官、或者当检控官，但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能做的，想做的也就是一个律师最根本的职责-----最大可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此而已。”

从始至终，一直如此。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身子前倾，眼眸明亮，仿佛天上的星星掉入眼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