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赵丽红回来了

赵丽红是在九月十六号辞的工。

辞工手续比她想的简单。

电子厂的人事是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看了她一眼，从抽屉里抽出一张A4纸，推过来。

“填一下，离职原因那栏随便写。”

她在离职原因那栏写了四个字：家中有事。

年轻男人扫了一眼，在底下盖了个章。“工资月结，这个月做了十六天，按日薪折算，月底打卡上，工牌和工服交回来。”

赵丽红把胸前的工牌摘下来，放在桌上。塑封皮已经磨花了，照片上的她比现在胖一点，头发也长一些。

十四个月前拍的，那时候刚来，还没开始每天十二个小时地焊排线。

工服她叠好了带来的，洗过，但领口那块焊锡溅上去的黄印子洗不掉。她把工服放在工牌旁边，站起来。

年轻男人已经在看下一份表了，头都没抬。

从厂区行政楼走出来，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九月的东莞热得不讲道理，空气像被拧过的湿毛巾，又闷又黏。

赵丽红眯了一下眼睛，站在台阶上愣了三秒。

十四个月。

进去的时候是去年七月，出来的时候是今年九月。

中间隔了一个秋天、一个冬天、一个春天、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的开头。

大宝从幼儿园大班变成了一年级，小宝从三岁变成了四岁。

她都没在。

回宿舍收东西。

东西不多，一个编织袋，就是来的时候带的那个，红白蓝三色，街上两块钱一个。

十四个月前她往里面塞了三件换洗衣服、一双拖鞋、一条毛巾、一瓶洗头膏、一袋卫生巾、一个充电器。

现在往回收，也差不多还是这些东西。

衣服多了两件——一件是厂门口夜市上买的T恤，十五块，穿了一个夏天，领口已经松了；另一件是过年的时候同宿舍的小周送她的一件抓绒卫衣，说自己买大了穿不了。

赵丽红知道不是买大了，小周是看她冬天只有一件薄棉服，怕她冷。

拖鞋换了一双，旧的那双人字拖，鞋底磨得只剩薄薄一层，走在水泥地上能感觉到地面的纹路。

扔了，新的这双是菜市场尾货摊上买的，五块钱，橘红色，有点丑，但底子厚。

毛巾没换过，洗得发硬了，摸着像砂纸。

洗头膏用完了三瓶，都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九块九一大瓶，飘柔。

还有一样东西，来的时候没有，走的时候多出来的——枕头底下一个透明塑料文件袋，里面装着十四张工资条。

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车间组长会把工资条发到工位上。

大部分人看一眼就扔了，赵丽红不扔，她每一张都留着，不是为了记账——她心里有账。

是为了……她也说不清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证明这十四个月是真的，不是一场灰扑扑的梦。

她把十四张工资条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第一个月，三千九，新人，产量没上来。

第二个月，四千一。

第三个月开始稳定在四千三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两百。

最高的一个月是今年三月，四千五百二，那个月赶货，连上了二十六天，每天十三个小时。

十四个月，总共到手，五万九千八百七十块。

转回家，四万二。

剩下的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块，花了一万五左右：吃饭、日用品、话费、来回寄包裹的快递费、给孩子买零食和衣服的钱。

最终剩在卡里的，两千九百块出头。

十四个月，攒下两千九。

她把工资条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回塑料文件袋，塞进编织袋最底层。

下午一点，她去厂门口的手机店买了一张火车票。

不是她自己买的，她不会用手机买票，手机店老板帮她操作的，收了十块钱手续费。

“东莞东到合肥，硬座，明天下午一点二十的。”老板把手机屏幕转给她看，“一百五十三块，到合肥以后你自己转车回县里啊。”

赵丽红看着屏幕上的信息。九月十七日，13:20，东莞东——合肥，硬座，153元。到达时间：次日05:47。

十六个半小时。

她记得来的时候也是硬座，也是十六个多小时。

那时候车上人挤人，她抱着编织袋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两条腿被对面的人顶着伸不直，整夜没怎么睡。

旁边一个大姐打了一路的鼾，像拉风箱一样。

“要不要买卧铺？”老板问，“贵一百块，但能躺着。”

赵丽红想了一下，一百块，她卡里两千九。回去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厂里。

“硬座就行。”

晚上，宿舍。

她把编织袋收好了，放在床尾。红白蓝三色的编织袋鼓鼓囊囊的，但其实用手一提，很轻。

一个成年女人十四个月的全部家当，提在手里，大概七八斤。

小周从上铺探下头来：“丽红姐，你真走啊？”

“嗯。”

“回老家干啥？你不是说老家没活儿干吗？”

赵丽红把薄被叠好，那条褪了色的牡丹花薄被。“听说有个厂，在招人呢。”

“什么厂？”

"服装厂。"

“服装厂能挣多少？”

赵丽红没回答。她不想说"八千多"这个数字。还没进去呢，还没踩上缝纫机呢，还没拿到第一张工资条呢。说出来，像是在吹牛。

她这种人不吹牛，她只信到了手里的钱。

“反正，回去看看。”

小周沉默了一会儿。“丽红姐，你走了这个铺谁来睡啊？”

“厂里会安排人的。”

又沉默了一会儿。

“丽红姐。”

“嗯。”

“你能挣到钱最好，挣不到——也别回来了。”

赵丽红抬头看她，小周的脸倒挂在上铺边缘，额头上的碎发垂下来，眼睛亮亮的，说不清是灯光还是别的什么。

“待在家里。”小周说，“就算挣得少，待在家里。孩子——你不在，不行的。”

小周二十三岁，未婚，没有孩子。

但她在这间宿舍里听了十四个月赵丽红跟孩子视频通话的声音。

听了十四个月的"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听了十四个月的"信号不好"。

赵丽红点了一下头，没说话了。

九月十七号，下午一点二十。

东莞东站。

站台上人很多，九月不是春运，但东莞东站永远人多。

扛编织袋的、拖行李箱的、背着巨大双肩包的、手里提着桶装方便面的。

大部分是中青年，皮肤被南方的太阳晒成深褐色，手上有茧，眼睛里有一种共同的、不容易被辨认但确实存在的东西——疲惫。

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身体上的疲惫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是那种离家太久了的疲惫，那种过着一种悬浮的生活，脚底下没有根的疲惫。

人在东莞，心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某个县城，或者某个镇，或者某个村。

身体是出租屋的，技术是流水线的，时间是老板的，只有手机相册里那几张照片是自己的。

赵丽红扛着编织袋上了车。

硬座车厢，三人座靠窗。

她把编织袋塞到座位底下，坐好，把手机攥在手心里。

车还没开，对面坐了一个男人，四十来岁，黑瘦，手指粗糙得像树皮。

他面前摆了一桶"今麦郎"，还没撕盖子。他看了赵丽红一眼，没说话。

旁边坐了一个年轻女孩，二十出头，戴着耳机，低头看手机，指甲上涂着亮晶晶的指甲油，已经掉了一半。

火车启动了。

东莞东站的站台开始往后退。月台上的广告牌、等车的人、灰色的遮雨棚一一滑过车窗，越来越快，最后变成一条模糊的灰线。

然后是城市。密密麻麻的楼房、厂房、铁皮棚、高架桥、工地塔吊、商场广告、立交桥上堵成一团的车流。

这些东西她看了十四个月了，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能看到，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现在她看了，隔着火车车窗，像看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世界。

城市渐渐退去，楼房变矮，厂房变少，田地出现了，河出现了，山的轮廓出现在天际线上，远远的，灰蓝色的，像一笔淡墨。

赵丽红靠着车窗，额头抵在玻璃上，玻璃被太阳晒得温热，有细微的震动从车身传上来。

她想起了一些事。

来东莞那天，大宝送她出门。

那时候他六岁，刚从幼儿园毕业，还没上一年级。他站在院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旧T恤，抱着赵丽红的腿不松手。

赵丽红蹲下来，跟他平视。“大宝你听话，妈妈过年就回来。”

大宝不说话，就是抱着她的腿，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眶是红的，但没哭。

他已经六岁了，知道哭没有用，这个认知太早了。

六岁的孩子不应该知道这种事，但留守儿童学什么都比城里孩子快——学会忍耐比学会拼音更早。

小宝那时候三岁，还不太懂，他被奶奶抱在怀里，伸着两只小手往赵丽红的方向够。

嘴里含含糊糊地喊"妈妈——妈妈——"，声调往上扬，像是在问一个问题。

赵丽红硬生生把大宝的手从自己腿上掰开，站起来，拎着编织袋——就是现在座位底下这个——转身就走。

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回过一次头。

大宝站在院门口，没动。就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看着她走远。

那个画面她记了十四个月。

每当焊排线焊到眼睛发酸的时候，每当月底算账发現又没攒下什么钱的时候，每当在出租屋里听到隔壁有小孩哭、心脏突然疼一下的时候——那个画面就会冒出来。

大宝站在院门口。

六岁的小身板，灰色旧T恤，两只手垂着，看着她走远。

这次回去，他站在院门口的时候，会不会跑过来？

会跑的吧。

应该会跑过来的。

火车晃了一夜。

赵丽红没怎么睡。不是睡不着——她太能扛了，十四个月里哪天不是沾枕头就着？是不想睡。

她不想浪费这十六个小时。

不是说她在做什么——她没拿手机刷视频，没跟旁边的人聊天，没吃东西（她带了两个面包，一直没打开）。她就是坐着，看窗外。

白天看田野、看山、看小站台上等车的人。

晚上看灯光、看公路

上的车灯连成一条线、看远处村庄里零星的窗户亮光。

一千四百公里的风景，大部分时间是重复的——田，山，路，房子，电线杆。

但每经过一个小站、一个隧道、一个河流，她就觉得离家近了一点，近了一点。

对面那个黑瘦的男人在深夜两点钟醒了一次，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然后又揣回去了。

屏幕亮了一下，赵丽红看见他的锁屏壁纸是一个小男孩骑在一头牛上，背景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

他们对视了一眼。

谁也没说话。

都懂。

九月十八号，凌晨五点四十七分，合肥站。

天还没全亮，站台上的灯光是黄色的，带着凌晨特有的那种空旷感。

出站口的人群走得很快，脚步声在地道里回响，混着行李箱轮子碾过地砖的隆隆声。

赵丽红出了站，在广场上站了一会儿。

空气不一样了。

东莞的空气是潮的、黏的，带着一种化工厂和排水沟混合的甜腥味。

合肥的空气也不算好——车站广场上全是汽车尾气和早点摊上的油烟味——但她能闻出来，这是家乡的空气。

带着一点点干燥，一点点凉意。

秋天了。

她在车站旁边的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回青泽县的票。四十七块，大巴车八点发车，两个半小时到县城。

在候车室里等了两个小时。她买了一碗板面，五块钱，在塑料凳上坐着吃。

面煮得有点过了，汤底的辣油放得不多，卤蛋没舍得加。

但这是十四个月来她吃到的第一碗板面，她吃得很慢，把碗底的汤都喝干净了。

大巴车在省道上走了两个半小时。

车上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十几个。

赵丽红靠窗坐着，看外面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从水泥厂房变成红砖民房，从八车道变成双车道。

路越来越窄，树越来越多，山越来越近。

她看到了一块路牌：青泽县

18公里。

心跳突然快了。

她没有任何理由紧张。这是她的家。她在这里出生、长大、上学、打工、结婚、生孩子。

但她心跳就是快了。像一个离家太久的人，在快要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突然害怕门里面的一切已经变了。

大宝长高了多少？小宝还认不认得她？公公的腰好一点了没有？婆婆的血压控制住了吗？家里的墙皮有没有又掉？

院子里那棵枣树今年结枣了没有？

这些问题她在东莞的出租屋里想过无数次，但在出租屋里想和在离家十八公里的大巴车上想，份量不一样。

越近越重。

上午十点四十分，青泽县长途汽车站。

她下了车。

汽车站还是老样子。一个两层的小楼，外墙贴的白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

门口停着一排电动三轮车和摩的，车夫们蹲在树荫底下抽烟，看见有人出站就吆喝：“去哪儿？走不走？便宜的！”

“去镇上，多少钱？”

“哪个镇？”

“杨树镇。”

“十五。”

“十块。”

“十二，走不走？”

“十块，不走我等下一趟公交。”

“……行，上车。”

摩的在县道上跑了二十五分钟。风从耳边灌过来，把赵丽红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她一只手扶着车架，一只手按着编织袋。

县道两边的田里有人在收稻子，九月中旬，正是晚稻收割的时候。

阳光照着金黄色的稻田，空气里有稻谷被碾压后的清香味，混着泥土和水的气息。

这个味道。

她深深吸了一口。

这个味道在东莞闻不到，在厂区闻不到，在出租屋闻不到，在任何一个离家一千四百公里的地方都闻不到。

摩的拐进了杨树镇的主街。

说是主街，其实就是一条两车道的水泥路，两边开着小超市、五金店、手机维修店、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两家棋牌室、一个卫生院。

路上走着骑电瓶车的人、推自行车的老人、追着跑的小孩。

一条黄狗躺在信用社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眼睛半睁半闭。

一切都和十四个月前一样。

又好像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赵丽红说不出来，也许是她自己不一样了。

在外面待了十四个月，被流水线打磨了十四个月，再看这条熟悉的街道，觉得它既小又亲切。

小到一眼能望到头，亲切到每一块褪了色的招牌都像老朋友的脸。

摩的在一个巷口停了。

赵丽红付了十块钱，扛着编织袋下了车。

巷子很窄，两面是红砖墙，墙头上趴着丝瓜藤。

地面是那种半水泥半泥土的路面，前两天下过雨，有些地方还有小水洼，水洼里映着天空。

她站在巷口，往里看。

巷子的尽头，右手边，第三家。铁栅栏门，门上挂着一把旧锁——没锁，虚掩着。

门口放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盆，里面泡着几件孩子的衣服，水已经凉了。

家。

门开着一条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