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0章 立法草案的完善修改

实时预警系统的成功上线和首例成功干预案例，让寒晓东对技术手段的信心大增。但他清楚地知道，技术可以拦截诈骗、保护用户，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情感操纵行为的蔓延。只有通过立法，明确情感操纵的法律定义和法律责任，才能建立起长效的防范机制。

他决定，在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之前，进行一次全面的完善修改。

一、修改的背景

草案初稿完成后，经历了专家听证会和公众意见征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收集到了大量的反馈意见。支持的意见，肯定了草案的方向和理念。反对的意见，则主要集中在定义过于宽泛、可能被滥用、执行成本过高等问题上。

“这些反对意见，虽然有偏见，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寒晓东在修改启动会上说，“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些合理的意见，对草案进行针对性的完善。”

二、定义的细化

修改工作的第一个重点，是对情感操纵的定义进行细化。

徐曼曼根据公众意见征集中收到的反馈，对定义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她发现，原来的定义中，“情感依赖关系”这个表述，确实有些模糊。什么程度的关系才算“情感依赖”？这给了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她提出，将“情感依赖关系”改为“存在持续性情感互动的关系”，并增加了具体的判断标准——包括互动频率、互动时长、情感投入程度等指标。这样，认定的标准就更加具体、更加可操作。

三、认定的分级

修改工作的第二个重点，是对认定机制进行分级。

原来的草案中，只有“三级认定”机制——初步认定、专业认定、司法认定。但陈墨提出，这种机制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对于一些轻微的、尚未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情感操纵行为，是否需要

启动完整的认定程序？

“如果每一件小事都要走完三级认定程序，那司法资源肯定不够用。”陈墨在讨论中说，“我们需要一个‘过滤机制’，把那些轻微的案件分流出去，只处理那些严重的案件。”

寒晓东采纳了陈墨的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了“分级处理”的条款。根据操纵行为的严重程度和损害后果，将案件分为三个等级——轻微、一般、严重。轻微案件，适用调解和警告；一般案件，适用行政处罚；严重案件，适用刑事处罚。

四、责任的平衡

修改工作的第三个重点，是对法律责任进行平衡。

原来的草案中，对情感操纵行为的处罚，相对较重。一些议员和利益集团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处罚过重，可能会抑制正常的人际交往。

徐曼曼对法律责任条款进行了调整。她降低了轻微和中度操纵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保留了对重度操纵行为的严厉处罚。她还增加了一条“主动悔过减轻处罚”的条款——如果操纵者在被认定后，主动赔偿受害者损失、取得受害者谅解，可以酌情减轻处罚。

“法律的目的是预防和纠正，而不是报复。”徐曼曼在修改说明中说，“适度的处罚，可以达到震慑效果。过度的处罚，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五、隐私的保护

修改工作的第四个重点，是加强对用户隐私的保护。

影子提出，原来的草案中，关于监管机构调取用户数据的条款，表述不够明确，可能会被误解为“随意调取”。他建议，增加明确的限制条件——只有在有明确的违法犯罪嫌疑，且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的情况下，才能调取用户数据。

“隐私保护，是数字时代的基本权利。”影子在讨论中说，“我们不能为了打击情感操纵，就牺牲用户的隐私权。两者必须兼

顾。”

六、技术的衔接

修改工作的第五个重点，是加强与技术手段的衔接。

顾清欢提出，草案中应当增加一条，明确“技术辅助认定”的法律效力。她认为，随着AI技术的发展，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情感操纵案件，需要借助技术手段来进行认定。如果法律不明确技术鉴定的地位，可能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

寒晓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了一条：“在情感操纵案件的认定过程中，可以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技术鉴定。技术鉴定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七、国际的视野

修改工作的第六个重点，是加强对跨境情感操纵案件的管辖。

陈墨提出，随着元宇宙的全球化发展，跨境情感操纵案件会越来越多。如果法律没有明确的管辖条款，可能会出现“无人管”的真空地带。她建议，增加“属人管辖”和“保护性管辖”的条款——只要操纵者是中国公民，或者受害者是中国公民，中国法律就有管辖权。

八、草案的定稿

经过近一个月的修改，草案的完善工作全部完成。

修改后的草案，从原来的七章六十八条，扩充到了九章八十二条。新增的两章，分别是“技术辅助认定”和“跨境案件管辖”。原有的章节，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优化。

寒晓东将修改后的草案，打印出来，装订成册。他捧着那本草稿，沉默了很久。这部草案，凝聚了立法推动小组所有人的心血，也承载了无数受害者的期望。

他拿起笔，在草案的封面上，写下了一行字：“第三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然后，他站起身，走出了办公室。阳光从走廊的窗户中照射·进来，照亮了他的脸庞。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迈开步伐，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