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网文是文学么？

此时的华师还是在中山北路校区。

如果说魔都校园，许成军最喜欢哪个，那么一定是华师的校园。

后世的华师虽已扩建闵行校区，但中山北路校区仍是无数校友魂牵梦萦的精神原乡。

文史楼的廊柱、丽娃河的涟漪、思群堂的钟声，共同构成了那代人关于“大学“的集体记忆。

正如诗人宋林所言：“如果这世上真有所谓天堂的话，那就是师大丽娃河边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

中文系办公区位于丽娃河东岸的三幢连廊式平房内，灰瓦白墙间透露着江南庭院的雅致。

教师办公室与资料室通过玻璃窗相连。

学生常隔着走廊看到大师伏案校勘古籍的身影。

徐中玉出来迎接，一脸歉意：“成军同志实在抱歉，刚才有事耽搁了，本来准备用思群堂的，结果那边交响乐时间有些冲突。”

思群堂是大礼堂。

是见证过华师成立典礼的建筑。

风格独特，西式穹顶与中式飞檐巧妙融合，夜晚灯火通明时，与丽娃河的倒影相映成趣。

许成军自然没什么意见。

“徐教授客气了，能来华师跟大家交流已经是我的荣幸。”

徐中玉引着许成军向会场走。

一行人咋后面跟着。

当年当学生的时候看到这一幕都得骂是哪个S比这么大的排场~

现在轮到自己的时候，

就觉得刚刚好。

人啊~

西主楼前的玉兰此时已经不盛，零落的白瓣缀着晚霞，映得阶梯教室的玻璃窗也亮堂起来。

走进教室。

此时教室里早坐满了人。

前排是华师中文系的骨干教师，

要说起来现在华师的教师队伍堪称“黄金阵容“，既有历经沧桑的学界泰斗，也有正值盛年的学术中坚。

不说比复旦强，但一定是不差的。

尤其是培养出的“华师作家群”一时让复旦中文系黯然。

施存哲、徐震鄂、钱古融、李玲蒲这些华师的学界泰斗到是捧场的很。

已经坐在了第一排。

徐中玉带着许成军去一一问好，除了李玲蒲其他人都是和朱冬润同辈的名家。

施存哲是老相识。

他笑着指了指许成军：“要说别人开讲座我肯定是不来的，但是你小子我得来听听，是不是光谈恋爱了~”

许成军：“您可折煞我了，谈恋爱归谈恋爱，做学问还是要一板一眼的”

施存哲哈哈大笑，牵着许成军的胳膊，向着其他几位老教授一一介绍。

徐震鄂、钱古融、李玲蒲早就熟悉了许成军的大名。

态度都很和善。

他们此次来不无来看看这个学界、文坛风头两无得超新星。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当前复旦已经有了把许成军推成中文系下一代接班人的想法。

文学界自不用说。

《红绸》下半部一出。

中国文学史已经留下他的大名。

后排的学生挤得满当，有人把《收获》《清明》揣在怀里，封面上许成军的代表作。

当许成军走上讲台时，空气里的期待忽然落实。

他穿一件浅灰卡其布中山装，袖口虽有些旧，却熨得笔挺，手里没拿演讲稿，只拎着只深棕皮面笔记本，封面上烫金的“创作札记”四个字。

这一幕留在了华师很多学生的心里。

“华师作家群”一员，79级新生陈丹艳在《上海的风花雪月》的创作会上说：“当同时代出现了个像许成军这样的人，你所有的努力都会被视作追赶，不过好在这样的人在前路上，至少让中国文学有了方向，而这个人也愿意把方向为大家指明。”

当记者问她：“你们这代人好像都对许成军很崇拜？”

陈丹艳奇怪地看了她一眼：“难道不应该崇拜么？你在20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他已经当着钱教授、徐教授的面，为我们讲文学理论了，而我那时候连抢个座位都很难。”

记者一时语塞。

陈丹艳又补了一句：“文学领域，跟他在一个时代既是不幸，又是最大的幸运。”

幸运星走到讲台前。

先朝徐忠玉教授颔首，再转向满室人，声音不高却清透：“徐先生说各位想聊‘文艺赋能实践’，我倒想先从一个词说起——‘共鸣’。

不是读者对作品的共鸣，是作品对生活的共鸣，是作者与群众的共鸣，更是今天的文字与未来的读者的共鸣。”

这话一出口，学生们都悄悄坐直了。

当时文学界多谈“反映生活”，“未来共鸣”是个新鲜说法。

我倒要看你一个20岁的能声名鹊起有什么说法！

拿来吧你~

“今天我不谈自己的作品，说好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

许成军风趣幽默，台下哈哈大笑。

“徐先生让我谈‘文艺赋能实践’，我倒想从两部更早的作品说起——艾明之先生1959年的《火种》，还有茹智鹃女士1979年初刚发表、却扎根于更早历史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一部写于‘十七年文学’时期，一部横跨了特殊年代与新时期，恰恰藏着文艺与时代对话的共鸣。”

大家有点讶然。

这两部不是不知名。

但是和年底大火的《红绸》《试衣镜》《天云山传奇》这些比。

或者和《伤痕》《班主任》比，鲜有人回头细品这些“旧作”的新价值，这角度新鲜得让人意外。

许成军继续讲：“《火种》里的柳竹青，这个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女工，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写她一开始只是为了给被工头打死的父亲报仇，偷偷破坏机器，结果反遭毒打。直到接触了劳动补习学校的进步青年，她才明白‘个人的仇要连着众人的苦’，这才从自发反抗走到自觉斗争。”

他抬眼看向学生：“而我们是不是也像当年的柳竹青？”

许成军给了大家反应的时间。

一时间竟然有不少人在后面喊道：“是！”

许成军笑笑，向前排的徐中玉等人点头示意。

“我们刚从动荡里走出来，心里装着个人的委屈，面对改革的新局又有些迷茫——不知道怎么把‘过去的痛’变成‘未来的路’。

《火种》的价值，不是简单歌颂革命，而是写透了‘普通人如何在时代里找方向’：不是靠口号催熟，是靠一次次碰壁后的反思，一次次被身边人点亮后的觉醒。

这对今天的我们，就是最实在的‘赋能’——它告诉我们，走出迷茫从来不是一瞬间的顿悟，是一步步的探索。”

他顿了顿，话锋稍转：“当然，我这想法也有局限。

未来文学可能会有更细的维度，比如巴赫金说的‘对话性’——不仅角色与角色对话，作者与读者、过去与现在，都在对话。

现在我们刚走出单一叙事的误区，这对话性还需要慢慢探索，说不定在座的年轻朋友，以后能写出比我的《红绸》更有对话感的作品。”

前排老教授们轻轻点头。

许成军一早言明今天的课堂是开放性的。

大家随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于是~

“许老师！”

“我是华师中文系79级张李明。”

后排的蓝布衬衫男生突然站起来，声音里带着年轻人的锐气。

还是熟人啊~

作家群之一，名比前面几位小点。

“《火种》是‘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当年强调为政治服务。现在我们讲文学要回归人性，您再提这种革命叙事，会不会是在倒退？万一文艺又变成政策传声筒，还怎么谈赋能？”

这问题戳中了当时文坛的隐忧。

经历过文艺桎梏，人们对主题先行的创作充满警惕。

而眼下的学生也对这位20岁的老师充满警惕。

不无考校的意思。

教室里瞬间静下来。

大家期待这个声名鹊起的年轻人能给出什么答案。

徐中玉低头和徐震鄂浅聊：“现在的学生眼界还是浅了。”

徐震鄂摇头。

79年虽然学生质量有所上升，但依然还是“简单高考”模式。

许成军却没急着反驳，反而笑了：“你说得对，‘十七年文学’确实有不少概念化的作品，但《火种》是例外。

矛盾先生当年就评价它‘不是简单陈列苦难或描写斗争，而是通过典型人物反映时代本质矛盾’。

你里的张老爹，他给年轻工人讲过去的苦，摸着断指说‘以前修铁路，断根手指不如断根草，现在新中国，咱们的命才是命’。

这是ZZ吗？

是，可它更是活生生的人性，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信仰。”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今天我们反对‘传声筒’，不是反对文艺关心时代，是反对文艺脱离人性谈时代。

我们写改革、写反思：别先想要传达什么道理，先想改革里的人在经历什么，把人的委屈、纠结、勇气写透了，道理自然就长在故事里，这才是真的‘赋能’，不是灌输。”

他补充道：“当然，《火种》的局限也很明显，它的叙事里，集体成长压倒了个体困惑。

未来的文学，一定会给个体的迷茫留更多空间，比如后来可能会出现的作品，会更细致地写一个工人在改革中‘要不要放下铁饭碗’的纠结。

当然，这不是对《火种》的否定，是文学对‘赋能’理解的深化。”

张李明愣了愣，

接着红着脸坐下。

许成军的话像攻城锤。

他得思考一会。

教室里响起一阵掌声，徐忠玉扶了扶眼镜，嘴角的笑意藏不住。

掌声未落，又有个戴黑框眼镜的女生站起来提问更见专业：“许老师，您说茹智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扎根更早的历史，可这篇写的满是批判和遗憾。

既然我们需要向前看，这种作品，除了让人难过，能有什么‘赋能’？会不会反而让人不敢往前走？”

这个问题把“反思的价值”这一核心争议摆到了台面上。

伤痕文学的热度还没消。

反思文学刚刚露出了苗头。

当时不少人怕“反思”会消解改革的勇气，主张“多唱赞歌少揭短”。

许成军笑了，示意女生坐下。

“说实话这本我也是刚读过，恰好记得还深，你问点别的，我还未必好回答。”

台下哄笑，逗得女生脸一红。

“这篇里的老寿，战争年代跟着区长砍树运柴，再苦再累都乐意，因为砍树是为了打胜仗，为了大家能吃饱。

可再砍树，却是为了放卫星，为了满足一些数据，老寿就想不通了，说‘这树砍得不值’。”

他抬眼看向全班：“茹智鹃写这‘错’，不是为了让大家恨过去，是为了让大家懂‘什么是对’。

他加重了语气，“它不是给大家泼冷水，是给大家擦亮眼睛。文艺的反思，从来不是向后看的算账，是向前走的方向。”

他话锋一转，留了开放的口子：“当然，《剪辑错了的故事》的批判还是比较含蓄的，局限于表层。

未来的反思文学，一定会挖得更深，比如写错的根源是什么，写普通人在错误里的挣扎。

就像可能会有的作品，会写一个基层干部在那时期，是如何从‘想做好事’变成‘做坏事’的，这种复杂的人性书写，会让‘反思’的赋能更有力量。”

掌声未落，又有个穿米白衬衫的女生站起来，手里拿着本《西方美学史》，问题很尖锐：“许老师，您刚才提到‘未来共鸣’，还暗合了卡西尔‘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观点——文学是生活的符号，可符号总有陌生化的需求。

‘陌生化’会让群众看不懂，比如朦胧诗，就有读者说‘读不懂’。您觉得陌生化与群众接受度，该怎么平衡？

会不会有一天，文学的‘符号’越来越小众，反而离‘赋能’越来越远？”

许成军眼前一亮。

未来的中国文学是什么？

到了21世纪，有多少人度过当下的严肃文学？

曲高和寡？

至少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中国文学绝对是越来越小众了。

大众的是什么？

是网文。

但是网文是文学么？

许成军觉得不完全是。

许成军认可网文属于文学的维度，肯定其作为大众文学的价值。

传统文学长期存在精英化倾向，知识储备、审美门槛成为普通人接近文学的壁垒。

而网文以通俗的语言、贴近生活的场景，让哪怕初中毕业的洗碗工这类边缘群体也能进入文学消费场域，实现了文学从殿堂到市井的下沉，让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

其题材也多源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如职场打拼、婚恋困境、阶层流动焦虑，看似通俗的故事背后，实则折射了特定时代下大众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诉求。

但是。

文学的核心价值之一，是通过故事传递对人性、社会、命运的哲学思考。

但网文的爽点设计，本质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即时情绪代偿，为了追求流量与订阅，往往弱化甚至放弃对深层问题的追问，导致作品缺乏思想内核与哲学厚度。

更极端的，部分为了制造爽点，会传递极端化的价值观，如暴力解决问题、功利主义至上等。

这种内容不仅无法实现文学“启蒙、反思”的功能，反而可能误导大众对现实的认知。

精神毒药~

但爱看~

许成军没多犹豫就回答到：“什克洛夫斯基说‘陌生化是为了延长感知时间’，可他没说‘陌生化要脱离生活’。”

“群众不是不懂陌生化，是不懂脱离生活的陌生化。”

他的声音里添了些力度，“朦胧诗有人读不懂，不是‘陌生化’的错，是有些诗人把‘符号’从生活里拔了出来，变成了自己的玩物。

真正的‘陌生化’，是用新鲜的视角，激活群众熟悉的生活。”

他话锋又转，留了余地：“当然，‘平衡’没有固定答案。未来可能会有接受美学说的期待视野。

不同读者有不同的期待，工人的期待是懂生活，学生的期待是见思想，作家要做的，是找到最大公约’，而不是追求唯一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