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灯下自述

灯下自述

——应《素叶文学》小斯、西溪二君之约

许成军

我是在油灯下开始写字的。

一九七七年的皖北农村，茅草屋顶漏着星光，土坯墙裂着缝，煤油灯的火苗被穿堂风吹得东倒西歪，照在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我就着那点光，在生产队记工分剩下的草纸上写字，写谷仓壁上被泥糊了又抠开的刻痕，写枣木秤砣总往一边偏的秘密，写麦收时节田埂上飘着的汗味和麦香。

那时候没想过要当作家，只是觉得有些话憋在心里，不说出来难受。知青点的夜里很静，呼噜声、磨牙声、梦话混在一起，我趴在炕桌上写，笔尖划过糙纸沙沙地响，像蚕在啃桑叶。写完了就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拿出来看，觉得写得不好，又揉了扔。

后来《谷仓》发表了，再后来《八音盒》，再后来《红绸》。一支笔从黄土地写到复旦的讲台，从内地写到香江，从中文写到日文、英文、西文。翻译家告诉我，我的书在十几个国家的书架上躺着，有不同肤色的人读我的故事。我听了只是笑笑——书走远了，写字的人还是那个趴在油灯下的青年，没变多少。

常有年轻的学生问我，文学是什么。我说不好，只能说说自己的理解。

文学从来不是庙堂里供奉的神像，也不是书斋里孤芳自赏的盆景。文学是千万普通人在漫漫长夜里擦亮的一根火柴，是沉默者被听见的一声呐喊，是所有被遗忘的记忆在被历史风沙掩埋之前刻下的最后一道印痕。从《诗经》的国风到鲁迅的呐喊，从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到茅盾先生的子夜长歌——中国文学几千年不灭的薪火，从来不是因为帝王将相的青睐，而是因为它替那些被历史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人说过话，挨过苦，守过心。

说得再直白些：文学是普通人的历史。我们写的不是英雄，不是伟人，不是那些已经被写在纪念碑上的名字。我们写的是千千万万个在这片土地上活着的普通人——他们的眼泪和欢笑，他们的挣扎和坚守，他们的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这些人的名字不会被写进历史书里，但正是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底色。

有人说我写得太“正“，也有人说我写得太“杂“——严肃文学写，武侠也写；诗歌写，理论也写。我不觉得有什么矛盾。文学的疆域本来就该是辽阔的，不该被门户之见圈死。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文学也是一样。有人爱读查墉的江湖，有人偏爱张艾玲的市井；有人在严肃文学里找深度，有人在通俗故事里找慰藉——这些都没有高下之分，只是读者的选择不同。写作者更不该画地为牢，把自己困在某个标签里。归根到底，作家是靠作品说话。圈子也好，标签也罢，别人怎么划，怎么贴，那是别人的事。我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了，有人共鸣，有人批评，都很正常。批评嘛，我会认真看，有价值的意见我吸收，其他的……听听就好。

如果一听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这话我常跟学生讲。做学问也好，写文章也罢，最怕的就是听不得不同声音。一听反对就跳脚，就给人扣帽子，那不是自信，是心虚。真正有底气的人，是愿意坐下来听对面把话说完的。听完了，觉得对，就改；觉得不对，也无妨——世界本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声音。

我在复旦讲过一个“四层递进法“：文本是根基，理论是工具，学术史是坐标，写作是转化。说穿了就是

一句话——读书要带着脑子读。真正的阅读价值在于，读得越多，越能对文学史的叙述产生质疑：为何某部佳作被忽略？为何某部作品被过度拔高？这种怀疑恰是独立思考的开端，而文本本身永远是最核心的依据。特殊时期刚过去那几年，学界刚从“句句是真理“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学问。其实道理很简单：别迷信权威，别拿教条当尺子，回到文本本身，回到人本身。

这几年常有人讨论传统文化的问题。有人说传统都是糟粕，要全盘西化；又有人说祖宗之法不可变，越老越好。我觉得都走了极端。咱们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不是博物馆里的青铜器，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从《诗经》的“风雅颂“到明清小说的人情世故，这些文字里藏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丢了根就成了无源之水。但找根不等于抱残守缺。孔子讲“仁者爱人“，老子说“道法自然“，这些智慧不是封建糟粕，是解决当下问题的钥匙。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站着学，不是跪着求。当你的根深深扎进这片土地，汲取五千年的养分，再昂起头吸收八面的来风，你所创造的，将不再是任何国外模式的复制品，而是让世界不得不正视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说到这里，就绕不开民族与世界的话题。

这次来香港，感触很多。站在太平山顶往下看，万家灯火，高楼林立，是一座极繁华的城。可你走进茶餐厅听本地人说话，走到沙田看他们写的文章，又会觉得亲切——同样的汉字，同样的韵脚，同样的喜怒哀乐。有人总喜欢把两岸三地的文学分得清清楚楚，好像隔着一道海峡就成了两家。我不这么看。包含港澳台在内，都是同根同源的华文文学。湾湾文学在本土认同与现代焦虑里向内深挖个体与土地的联结，香江文学侧重都市书写、通俗文学与本土意识，各有各的面貌，可根是一条根。

海峡再宽，宽不过血脉的距离；风浪再急，急不过归航的方向。

我们同属一块大地，纵然被河道凿开对峙，却不曾分离。你在那岸种下的榕树，根须早已伸过水面，在我这岸的泥土里扎下新的须根。我们共享同一轮月亮，同一阵季风，同一种语言里最柔软的韵脚。河水流走了多少岁月，却带不走河床底下相连的岩层。总有一天，那座桥会从水底升起来，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

香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中西交汇，华洋杂处，像一个文化的十字路口。有人问我，香江为什么没有诞生自己的“文学爆炸“？我说，或许是因为太年轻，还没来得及长出足够深的根。可这根从来不该往别处找，它就在岭南的烟火里，在唐宋的诗文里，在整个中华文脉的深处。接回去，这片土地迟早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当然，这些年走的地方多了，也越发觉得这个世界复杂。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越读书越觉得自己知道得少，越行路越觉得世界大得可怕。反倒是那些一知半解的人，最容易拍胸脯说大话，最容易被几句口号煽动，最容易相信非黑即白的简单答案。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很多悲剧的源头。

恐惧是迷信的根源，也是造成残忍的主要原因之一。智慧始于征服恐惧。我年轻的时候也恐惧过——恐惧写不出好文章，恐惧说错话惹麻烦，恐惧被时代抛下。后来慢慢明白，人真正该恐惧的，只有恐惧本身。你怕黑，黑就永远压着你；你敢点一盏灯，黑暗就退一步。写作这件事，说到底也是

在和恐惧较劲——把心里怕的东西写出来，它就没那么吓人了。

精神崩溃的一个最初征兆就是坚信自己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这话是句玩笑，也是句真话。这些年见过不少人，把自己那点事业看得比天还大，好像地球离了他就不转了。其实哪有那么严重？谁离开谁都能活，地球少了谁照样转。把姿态放低一点，把事情看轻一点，反而能走得更远。我常跟自己说，你就是个写字的，别把自己当什么人物。写得好是读者抬举，写不好是自己功夫不到。平常心最难得。

说到平常心，就想起罗素那句俏皮话：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乐趣，就不是浪费时间。我这个人没什么爱好，除了写字就是发呆。有时候坐在窗前看一下午的云，或者蹲在路边看人下棋，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旁人说这是浪费时间，我倒觉得挺好。人不能总绷着弦，总得有那么些时候，让脑子空一空，让脚步慢一慢。那些“没用“的时光，往往才是养人的。

最后说说生死。这个话题重，却绕不开。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

我今年二十四岁，说这个话题似乎早了点。可这些年见过的生离死别不算少——下乡的时候有知青病倒在田里再也没起来，前几年有前辈作家带着未完成的稿子走了。见得多了，就觉得生死这事儿，怕也没用，躲也躲不掉，不如坦然些。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

生命这东西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像麦子割了一茬又一茬。你以为结束了，其实是新的开始。我们这些写字的人，说穿了也是在做传灯的事——前人把灯传给我们，我们添点油，再传给后人。灯不见得有多亮，照不了太远的路，可只要还亮着，就有人能借着光往前走。

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一片黑暗。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清脆的声音。远处有几点灯光，在黑暗中闪烁，像是星星落到了地上。我想起了那些曾经照亮过我的灯，它们有的已经熄灭了，有的还在燃烧。我不知道它们还能燃烧多久，但我知道，只要还有一盏灯亮着，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

我自己仿佛也成了一个灯，在黑暗里发着微弱的光。我不能照亮整个世界，但我可以照亮我身边的人。我不能驱散所有的黑暗，但我可以让人看到光的方向。

承蒙小思、西西二位相邀，在《素叶文学》这方园地里说几句心里话。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些老生常谈。写字的人嘛，翻来覆去说的也就是那几件事：人怎么活，字怎么写，路怎么走。

窗外的雨还在下。我这盏灯不算亮，照不了太远的路。但只要有人路过，能借着这点光看清脚下的一步两步，我这一夜就没有白坐。

是为小传。

一九八三年秋于香港沙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