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风暴中心（上）

限期整改通知书送到笑笑学校传达室的那一刻，林凡正在办公室里给笑笑削铅笔。

新学期开学前，笑笑坚持要把文具盒装满亲手削的铅笔。她说二年级了，铅笔要自己削，不能再用卷笔刀。林凡由着她，父女俩坐在地毯上削了半小时。木屑掉在茶几下，卷成细小的花。苏晚晴路过书房门口，看了一眼，说你们两个把家里弄成木匠铺了。

然后王猛推门进来，手里捏着一份传真件，脸色像一面被冻住的湖。

“老林，教育局刚发的。”他把传真放在茶几上，铅笔屑被气流吹得往旁边散，“限期整改通知书。理由是笑笑学校所在地块，三年前拍卖的时候程序有瑕疵——工业用地转教育用地的手续里，少了一份规划部门的补充意见。”

林凡接过传真。文件标题是红头黑字，最下面是市教育ju的公章，日期戳着2005年8月12日。核心内容只有一段话：责令杭城笑笑实验学校于2005年9月1日前补全土地性质变更手续，逾期未补办或补办不合格，将依法撤销办学许可证。

“9月1日前。”林凡把传真放在茶几上，“距离开学还有十八天。”

“不止。”王猛蹲下来，把传真翻到第二页，“土地手续补办需要跑八个部门，盖十七个章。就算每个部门都一次过，至少也要三十个工作日。十八天，连初审都过不了。”

“谁递的申请？中育？”

“不是。是一个叫‘恒达地产’的公司。法人姓钱，之前跟我们没有业务往来。”王猛把手里另一张纸展开，是一份工商登记信息，“但有意思的是——恒达地产的股东里有一个境外基金，基金的管理合伙人是旭化成的在华投资顾问。”

林凡把传真放下，用纸巾擦了擦手上的铅笔屑。笑笑抬头看他，小手攥着一支削了一半的中华铅笔，刀刃上还挂着一圈木皮。

“爸爸，学校是不是有麻烦了？”

“有点小麻烦。”林凡把女儿手里的铅笔拿过来，替她把最后一段削完，笔尖削得又尖又匀，“但爸爸会解决的。你先把文具盒装满。”

笑笑没说话。她低下头继续削铅笔，削得很慢，每一刀都小心翼翼的。

当天下午，林凡坐在陈嘉禾校长的书房里。陈校长的书房在笑笑学校教学楼三楼最里面一间，面积不大，但四面墙三面都是书架。书架上不是教育理论专著，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的旧版教材——那些泛黄的封面上印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字，书脊的线装订早已松散，但每本书都包着牛皮纸书皮，书皮上用毛笔写着书名和编号。

陈嘉禾坐在书桌后面，把限期整改通知书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看完之后，她把老花镜摘下来搁在桌上，沉默了很久。

“三年前拍那块地的时候，规划部门的补充意见确实漏了。”陈嘉禾说，“不是我们漏的。是当时负责拍地手续的代理公司，把工业转教育的补充意见页弄丢了。我们发现之后马上补交了，但规划局那边没有归档。现在有人翻出来，说是‘程序瑕疵’。”

“不是有人。”林凡说，“是恒达地产。背后是旭化成。”

“我知道。”陈嘉禾把眼镜重新戴上，“我跟你说一个故事。”

“1948年，西南联大解散之前，教授会投了一次票。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迁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要各自回迁。有人提出——联大在昆明办了八年，校舍、设备、图书怎么办？教授们投了票。投票结果是：不投降，不南渡，就在昆明把最后一批学生送走。校舍留给云南，图书分给三校，但所有云南籍学生的学籍档案全部留在昆明。他们教会我一件事——”陈嘉禾看着林凡，语速很慢，“教育，是种地，不是盖楼。地还在，明年照样能种。”

林凡没有说话。他转头看着窗外。操场上那棵从苏家大院移栽来的银杏树，树叶在八月的太阳底下绿得发亮。树下有两个一年级的小孩在捡叶子，捡起来对着阳光看叶脉。他们不知道学校正在被人掐脖子。

“陈校长，十八天够不够？”

“补手续，不够。但如果是申请省级教育创新示范区试点，时间刚好。”

林凡转回头。“示范区？”

“省教育厅有一个政策——教育创新示范区试点，允许试点学校在土地使用性质、课程设置标准、师资聘用方式上享受特殊政策。申请截止日期是8月25日。”陈嘉禾从书架上抽出一个档案袋，里面是一份红头文件，“但有两个条件：第一，省教育厅批准；第二，同批次至少有三所学校联合申请。”

“三所。”

“对。除了笑笑学校，还要再找两所。”陈嘉禾把文件推到林凡面前，“你有六天时间。”

林凡从陈嘉禾书房出来，天已经暗了。操场上银杏树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又长又斜。他站在树下给陈浩打电话，声音很低，但语速很快。

“帮我查全省所有民办学校，找出符合三个条件的：一，在校生五百人以下；二，校长有教改意愿但缺资源；三，学校目前遇到生存困难。今晚给我名单。”

陈浩在电话那头敲了十分钟键盘，名单发过来了。浙江全省符合三个条件的民办学校有十九所。林凡用活体数据库逐一比对，把十九所学校的公开资料、校长履历、办学特色全部扫进脑子。然后他关了电脑，走出办公室。

王猛等在走廊里，手里拿着两瓶矿泉水。

“老林，你怎么打算？”

“去借力。”林凡接过水瓶，拧开喝了一口，“但不是找当官的借。找种地的借。”

接下来三天，林凡跑了四座城。

第一站在杭州城西，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学校在城中村深处，校舍是废弃的村办厂房改建的，操场上没有塑胶跑道，只有碎石子压平了铺成一片空地。校长姓马，四十五岁，头发花白，但腰板很直。他坐在一张缺了扶手的办公椅上，听林凡把话说完，然后沉默了很久。

“林总，我们学校每个学生一学期学费八百块，有一半家长交不齐。你让我们跟你联合申请示范区——我们能提供什么？”

“提供你们的名字。”林凡说，“示范区不是贵族学校的示范区。它需要证明一件事：教育创新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学生，就是最有分量的申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