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2章 他要在清醒时告别儿子

第二天早晨，陶知的病情暂时稳定。

夜间的腹水引流减轻了胸闷，镇痛方案调整后，疼痛从七分降到了四分。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种缓解只是短暂的。

检查结果显示，肿瘤已经累及肝脏、腹膜和肺部，肾功能也出现进行性下降。

林长生把报告放在床尾，没有让任何人用“还有希望”来掩盖事实。

陶知看完后，先问的不是自己还能活多久。

“器官捐献，需要什么条件？”

红十字会协调员陈岚坐在床边，手里拿着登记材料。

“首先需要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在意识清楚时自愿表达。”

“其次，要有两名以上见证人，捐献意愿不能受到胁迫。”

“最终是否能够捐献，还要等医学评估。”

陶知点点头。

“我妻子和儿子能做见证人吗？”

“可以作为家属参与，但我们还会安排独立见证人和法律人员。”

“如果他们不同意呢？”

陈岚没有回避。

“按照现行程序，需要充分沟通，确保家属理解患者意愿。”

陶知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们会同意。”

站在门口的陶远终于忍不住走了进来。

“爸，你想捐什么？”

陶知抬起头。

“能捐的都捐。”

“为什么？”

“因为还能救别人。”

“你自己都这样了，还想着别人？”

陶远的声音发紧。

“你先想着自己行不行？”

妻子也快步走到床边。

“老陶，咱们不做这些了。”

“你现在好好治病，能多活一天是一天。”

陶知看着她。

“我没有说不治。”

“可你都开始安排捐器官了。”

“这两件事不冲突。”

“怎么不冲突？”

妻子抹着眼泪。

“你还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前想死后的事？”

陶知没有生气。

“因为有些事，活着的时候说清楚，死后才不会乱。”

陶远看向林长生。

“林医生，你也同意他这么做吗？”

林长生没有顺着任何一方回答。

“我同意让他充分了解自己的权利和限制。”

“但我不同意任何违法终止生命的行为。”

陶远愣住了。

“我爸想安乐死？”

病房里再次安静下来。

陶知没有否认。

“我不想在最后昏迷不醒。”

“我想清醒着走。”

陶远的眼圈瞬间红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

“我只是把想法告诉你。”

“那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也可以说。”

“我不同意你放弃。”

“我没有放弃。”

陶知努力坐直身体，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林长生立刻示意他放松，护士调高了氧流量。

陶知缓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道：“我还想活。”

“可我不想被机器拖到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想认不出你们，也不想让你妈看着我一点点喘不上气。”

陶远咬紧牙关。

“那我陪着你。”

“你陪着我，我也会喘不上气。”

“我不怕。”

“我怕。”

这两个字让陶远彻底沉默。

陶知很少在儿子面前

承认害怕。

“我怕疼。”

“我怕失去体面。”

“我怕最后只能用眼睛表达，却没人知道我想说什么。”

“所以我想趁现在还能说话，把事情安排好。”

陶远转过身，肩膀轻轻发抖。

妻子握住他的手，却也没有办法反驳。

陈岚将捐献流程材料收好，没有催促签字。

“陶先生，捐献登记可以先表达意愿。”

“是否进入正式流程，要经过法律和医学评估。”

“至于你提出的主动结束生命，我们必须明确告诉你，国内法律不允许安乐死，任何个人和医疗机构都不能实施。”

陶知点头。

“我听明白了。”

“如果我拒绝抢救呢？”

“你有权在清醒、自主、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讨论是否接受某些医疗措施。”

“但这不等于医院可以主动帮助你死亡。”

“我知道了。”

陶知看向林长生。

“那就不主动结束。”

陶远猛地回头。

“爸。”

“我只是想把路问清楚。”

陶知对儿子笑了笑。

“路不能走，就换一条。”

林长生心里微微一震。

这个人刚才还在逼问死亡的边界，此刻却接受了法律的限制。

不是因为他不害怕，而是因为他仍然愿意在规则里保留选择。

“你还想做什么？”

林长生问。

“我想签捐献书。”

“现在吗？”

“如果评估认为我符合，就现在。”

“还需要先进行心理和法律评估。”

“那就评估。”

“还要确认没有受到家属、医院或其他人的影响。”

“我自己决定。”

林长生看向陶远和妻子。

“你们可以陪同，但不要替他回答。”

陶远擦了一下眼睛。

“我能做到。”

妻子点头。

“我也能。”

当天上午，法律顾问周律师赶到医院。

他先单独与陶知谈话，确认其是否理解疾病进展、捐献程序和安乐死在国内的法律边界。

谈话持续了四十分钟。

周律师没有诱导，也没有劝说。

他只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

“你是否知道器官捐献不等于一定能完成移植？”

“知道。”

“是否知道癌症扩散可能导致部分器官无法使用？”

“知道。”

“是否知道签署登记后，在符合条件前仍然可以撤回？”

“知道。”

“是否有人承诺你家庭会因此得到金钱或其他利益？”

“没有。”

“是否有人要求你为了捐献停止治疗？”

“没有。”

“你是否仍然希望登记？”

陶知抬头看着周律师。

“希望。”

周律师合上记录本。

“我会将你的意思如实记录。”

下午，医院伦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院长赵广平主持会议，林长生、方锐、沈若晴、护理部负责人、法律顾问、红十字会协调员以及县卫健系统代表全部参加。

陶知没有参加。

这是林长生坚持的。

“患者现在需要休息。”

“讨论时不能让他承受集体注视。”

会议开场后，陈岚介绍了器官捐献的基本流程。

从生前表达意愿，到医学评估，再到死亡判定和移植协调，每一步都必须依法进行。

“患者目前存在恶性肿瘤广泛转移。”

“能否捐献，需要根据具体器官情况评估。”

“目前不能向患者承诺具体捐献种类。”

法律顾问则重点说明了安乐死问题。

“患者可以拒绝某些维持治疗，可以选择舒缓医疗和临终关怀，但医疗人员不得实施主动致死行为。”

“即便患者反复提出请求，医院也不能通过药物、针灸或其他方式缩短生命。”

这句话说完后，会议室内一片沉默。

护理部负责人低声问：“如果患者极度痛苦，镇痛药可能造成呼吸抑制，使用时如何把握？”

“以缓解痛苦为目的，根据规范剂量逐步调整，并持续监测。”

法律顾问回答。

“不能因为担心副作用而拒绝镇痛，也不能以镇痛为名故意加速死亡。”

林长生一直没有发言。

赵广平看向他。

“林主任，你怎么看？”

“先把患者的三个愿望拆开。”

林长生抬起头。

“第一，他希望捐献器官，这是可以依法评估和登记的意愿。”

“第二，他希望在清醒时和家人告别，这是临终关怀的一部分，医院应当支持。”

“第三，他希望主动结束生命，这部分不被现行法律允许，医院必须明确拒绝。”

“但拒绝不能只说不行。”

“还要告诉他，我们能为他做什么。”

会议室里有人点头。

林长生继续说道：“我们可以提供充分镇痛，处理呼吸困难，允许家属陪伴，保留他的自主表达，避免无意义的过度抢救，并在符合医学和法律条件时启动捐献程序。”

“不能让患者在被拒绝后，觉得自己只能被疼痛推向死亡。”

赵广平在记录上写下几句话。

“那就按这个方向制定方案。”

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

林长生回到病房，陶知还醒着。

“开完会了？”

“第一次会议结束。”

“结果呢？”

“器官捐献可以进入评估。”

“安乐死呢？”

“不能做。”

陶知点头。

“我猜到了。”

“你失望吗？”

“有一点。”

“害怕吗？”

“有很多。”

林长生坐在床边。

“那你还愿意继续签字吗？”

陶知看向门口的儿子。

“愿意。”

“为什么？”

“因为我活着的时候，至少还能决定一些事。”

“不能决定死亡，也能决定怎么面对死亡。”

林长生没有再劝。

陶知握住他的手腕。

“林医生，等我最后喘不上气的时候，你别骗我。”

“我不会。”

“如果我问还能撑多久，你也别说看情况。”

“我会把知道的告诉你。”

“如果我痛得受不了，也别让我硬忍。”

“不会。”

“那就够了。”

他慢慢闭上眼睛。

“明天继续开会。”

“嗯。”

“别因为我吵起来。”

“不会。”

“如果吵起来，就按规矩来。”

林长生看着他。

“你倒是一直记得。”

陶知笑了笑。

“你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