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3章 我想让他继续抢救

伦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安排在第二天上午。

这一次，省红十字会协调员带来了器官捐献专家，县卫健系统也派出两名法律和医疗质量人员参加。

会议桌中央摆着陶知的病历。

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捐献登记案例。

因为患者提出的请求，已经触及医疗、法律和伦理的多重边界。

器官捐献专家首先说明了医学条件。

“患者目前有肝脏和肺部受累，肾功能也在下降。”

“是否能够捐献，必须等到临床死亡后重新评估。”

“生前不能因为捐献意愿而减少治疗，也不能提前确定受者。”

这意味着，陶知可以表达愿望，却无法保证最后一定能完成捐献。

林长生把这件事告诉陶知时，他只是点了点头。

“能不能成功，不由我决定。”

“我能决定的是，先把意愿写下来。”

“对。”

“如果最后一个器官都不能用呢？”

“那也不代表你的决定没有意义。”

陶知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

他让妻子把窗帘拉开。

外面的天气已经放晴，院子里的枣树被雨水洗过，枝叶显得格外清楚。

“那棵树今年还会结果吗？”

妻子坐在床边。

“会。”

“你怎么知道？”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开始长叶子。”

“那就好。”

陶远站在另一边，始终没有说话。

经过一夜，他似乎接受了父亲会捐献器官，却仍然无法接受父亲想要清醒离开的请求。

林长生看出来了。

“陶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说。”

陶远看向父亲。

“我想让他继续抢救。”

“如果他心跳停止，要不要插管，做胸外按压，用呼吸机，你想过吗？”

“只要能救，就救。”

陶知抬起手，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

“儿子。”

“你别说话。”

陶远的声音很低。

“我知道你想少受罪，可我不想这么快失去你。”

“我不是现在就要走。”

“那你为什么一直安排？”

“因为不安排，最后会更乱。”

陶远红着眼睛。

“我可以照顾你。”

“你已经在照顾我。”

“那就继续。”

“你要上学。”

“我可以休学。”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生病，不是你的人生也要停下来。”

陶远用力摇头。

“你总说这些。”

“因为这些是真的。”

病房内陷入长久的沉默。

林长生没有打断父子俩。

临终决定从来不是患者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家属一个人的事。

它发生在两者之间，常常伴随着无法调和的爱和恐惧。

上午十点，第二次会议开始。

这次重点讨论的是，医院如何在患者拒绝主动终止生命后，保证他不

被疼痛逼到绝望。

护理部提出了连续镇痛和呼吸困难处理方案。

内科医生负责调整药物，护理团队二十四小时记录疼痛、意识、呼吸和血氧变化。

中医科可以在患者清醒、同意并且病情允许时，进行针灸和温和调理。

林长生补充了一条。

“所有治疗都要标明目的。”

“缓解疼痛就是缓解疼痛。”

“改善呼吸就是改善呼吸。”

“不能对患者暗示某种治疗会加速或延缓死亡。”

法律顾问点头。

“这点非常重要。”

“如果治疗的直接目的在于减轻痛苦，即使存在潜在风险，也与主动致死不同。”

县卫健系统代表问：“患者如果要求停止抢救，医院能否执行？”

“需要结合具体抢救措施讨论。”

法律顾问回答。

“不能把所有治疗一概归为无意义，也不能在患者已经无法表达时，完全忽视此前的明确意愿。”

赵广平问：“所以需要提前完成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是。”

“患者要明确哪些措施愿意接受，哪些措施不愿意接受。”

林长生看着桌上的病历。

这件事比签一张捐献书复杂得多。

陶知真正想要的，不是简单地放弃治疗。

他想在还能表达时接受必要的救治，想在不可逆转时避免无意义的痛苦抢救，想把最后一点清醒留给家人。

这不是一句“救”或者“不救”能概括的。

第二次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

最终形成了初步意见。

第一，立即启动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和医学评估。

第二，患者仍接受必要的症状控制和并发症处理。

第三，医院不得实施主动结束生命的行为。

第四，若病情进入不可逆转的终末期，应以舒缓医疗和临终关怀为主。

第五，患者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表达对气管插管、心肺复苏和其他侵入性措施的意愿。

第六，所有决定必须由患者在清醒时充分知情后完成，并由家属、法律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见证。

下午，林长生把方案逐条告诉陶知。

陶知听得很认真。

“如果我呼吸衰竭，插管能让我多活几天，要不要插？”

“这取决于你当时的意愿和具体情况。”

“如果插管只能让我昏迷，不能恢复清醒呢？”

“你可以提前表达不接受。”

“如果有机会恢复呢？”

“那就需要根据病情重新评估。”

陶知想了很久。

“我希望保留清醒。”

“如果插管后有机会恢复清醒，可以短期接受。”

“如果判断不会恢复，就不接受长期机械维持。”

林长生把这句话记录下来。

“你还需要知道，临床判断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我知道。”

“所以方案里要写清楚复评时间和停止指标。”

“写。”

陶远听完后，终于开口。

“如果我不同意怎么办？”

林长生看向他。

“家属意见很重要，但患者在清醒且具备决定能力时，本人的意愿优先。”

陶远低下头。

“我明白。”

“但我还是不想他死。”

陶知伸手拉住儿子。

“我也不想死。”

“那就别死。”

“我会尽量活。”

“不是尽量，是一定。”

陶知没有立刻答应。

过了很久，他才说：“我答应你，能活就活。”

陶远终于握紧了他的手。

“这才对。”

当晚，陶知的疼痛再次加重。

他出现了明显的恶心和背部绞痛，镇痛评分一度达到八分。

内科医生调整药物后，林长生在监测下为他施以温和针灸。

银针落在相应穴位，尽量不增加患者负担。

陶知闭着眼睛，呼吸逐渐平缓。

陶远站在床尾，第一次没有对针灸提出质疑。

“他这样会舒服一点吗？”

“如果反应好，会。”

“能维持多久？”

“每个人不同。”

“你能让他不疼吗？”

林长生没有说能。

“我会尽量让疼痛处在他能承受的范围。”

陶远点点头。

针灸结束后，陶知睁开眼。

“你们第二次开会，定下什么了？”

“让你尽可能少疼。”

“还有呢？”

“让你在清醒时做决定。”

“安乐死呢？”

“仍然不允许。”

陶知叹了口气。

“那我只能自己熬。”

“不是自己熬。”

林长生看着他。

“你有镇痛药，有护理，有家人，有医院。”

“还有法律。”

“对，还有法律。”

陶知笑了一下。

“以前我觉得法律只管坏人。”

“现在发现，也管着医生不能乱来。”

“它也管着患者不能被随便安排。”

林长生点头。

“所以才要把每一句话写清楚。”

深夜，林长生将会议纪要整理完毕。

赵广平站在办公室门口。

“你还不休息？”

“等患者签署前置意愿。”

“你觉得他会接受这个方案吗？”

“他已经接受了一半。”

“哪一半？”

“他接受了医院不能主动结束他的生命。”

“另一半呢？”

林长生看向住院部。

“他还在学习，如何接受自己会自然走到终点。”

赵广平沉默片刻。

“这个过程，谁都替不了他。”

“所以只能陪着。”

走廊里，护士推着治疗车经过。

呼叫铃在远处响了一声，又很快停下。

林长生重新低头看病历。

患者不是一组指标，也不是一个需要被抢救到最后一秒的目标。

他是一个正在做人生最后决定的人。

而医院要做的，是确保这份决定没有被疼痛、恐惧、金钱和无知替他做出。